在电影《天狗》一举拿下了“2006年度第13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两个奖项之后，由著名作家张平创作的小说原著《凶犯》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写于16年前的《凶犯》实际上是张平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前，他的作品以《祭妻》、《姐姐》等“家庭苦情”系列为主，但在《凶犯》之后，他的目光从家庭完全转向了社会，一系列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如《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陆续推出。“《凶犯》揭示的矛盾非常尖锐，是我的小说中写得最残酷的，以主人公的死亡告终。后来我的作品一直延续了这种风格。”近日，张平接受记者专访，在回顾了自己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之路后，他如此表示。
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使张平收获了不少鲜花和掌声，并囊括了庄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沉甸甸的奖项。但相比其他题材，其操作的高难度使得近年来现实主义离中国文学渐行渐远。在采访中，作为“坚守者”的张平在述说这种现实时颇有无奈之感。曾有评论家说《天狗》讲的是“坚守的悲剧”，而他认为“孤独的天狗”不只在社会上某些地方是孤独的，“在某些文学圈里也是孤独的”。
■十年前的故事今天并未改变结局的残酷
记者：《凶犯》实际上并不算新书，因为听说这部小说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写成了，为什么后来一直没有出版呢？
张：我是在1991年开始写《凶犯》的，1992年初完成，当时曾经在山西的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但影响很小。主要原因是《凶犯》之后，我紧接着就写了《法撼汾西》和《天网》两本书，并惹来了官司，200多名“对号入座”的地方干部联名告我。从1993年7月丰台法院正式立案，到2004年驳回上诉最终结案，这场官司整整打了十年。中间经历了无数的曲折，也使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两本书上，相比之下《凶犯》也就不那么受关注了。
其实，这十年我也一直没有间断过写作，《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都是这期间陆续出版的。
记者：但毕竟《凶犯》是15年前写的作品，您觉得小说中反映的问题和矛盾对于当下来说，还有现实意义吗？
张：虽然写于十几年前，《凶犯》里所反映的问题在当下的现实中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变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原来所具有的问题都已经不存在了，都彻底解决了。一些偏远乡村的发展明显滞后，同十几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反而使得一些旧的、恶的东西死灰复燃。比如目无法纪、鱼肉乡里、拉帮结伙，“富即恶霸，穷则奴才”，“屈死不告状，饿死不讨饭”，在黑恶势力面前“忍为上，和为贵”等等。这些现象在有些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记者：您的小说故事一般都来源于真实的案例，《凶犯》也一样吗？
张：是的，小说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吕梁山林场的真人真事创作的。当时听说后，我还赶到现场去了。但这个原形人物没有像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死了，而是被判了刑，让我感动的是，在开庭审判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赶去旁听了，在他们心目中，这个护林员是个好人，他们不希望他被判死刑。
记者：听说《凶犯》已在日本出版，而且非常受欢迎？
张：《凶犯》日文版是在2004年出版的。2002年，由于作协组织的一个笔会，我和池莉等作家一起去了日本，认识了一个叫荒岗启子的50多岁的大学老师，她是教中文的，整个活动期间一直跟着我们。我开始对她并不在意，后来在一次翻译座谈会上，我们聊了起来，她说曾经看过我的不少小说，并建议我将小说拿到日本出版，我答应了。没想到《凶犯》在日本推出后，竟然很受欢迎，到现在为止，已经卖了8万多册了。我觉得《凶犯》之所以在日本受欢迎，可能和阅读习惯有关。日本人在看书时，喜欢在书中寻找在自己国家里存在的相类似的问题。有一个日本作家告诉我，他看完《凶犯》后，觉得和日本的一些现实也很相似。到处都会有胆小的官员和政治家，有被社会的邪恶势力所挟持的勤劳善良但却自私的老百姓，他们在强大的恶势力下只能顺从，以求得生存的心态和处境让人感到震惊，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现实主义题材可以严厉反省剖析，但不能自虐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一直在坚持现实题材的写作，与历史或玄幻等题材相比，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相对更难一些，既要反映现实矛盾，也要塑造正面人物，还要避免因说教而失去读者。您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
张：现实主义题材确实不好写，所以有人说我是在“坚守”。
我们这些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界定，常常有些过于偏颇。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只能是对现实的批判，只有描写腐烂、肮脏、丑恶、黑暗的文学作品，才算是现实主义。如果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古今中外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可能是不合格的，都只能是虚假的和骗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文艺作品表现正面人物，总要把他写得像好莱坞大片里的人物一样。即使是英雄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毛病，粗鲁、狂野、固执、自私，甚至满嘴脏话，好酒好色，蔑视法纪，动辄大打出手，以为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反过来，写反面人物时，总要把他写得很无辜，很无奈，即使是罪恶滔天，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你要试图写一个正面人物或者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句“高大全”或者“主旋律”就把你彻底否定了。所以，一提到正面人物、现实主义题材，作家的集体下意识就是不好写，不敢写。这种庸俗化的文学模式对文学是有害的，它的产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值得深思。
我认为，现实主义作品在批判现实问题时，不应把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气节整个一起批判掉，至少要表现一部分、或者一批不妥协的正面形象，在揭示深层次东西时，可以严厉反省剖析，但不能自虐，这是一个文学底线。
记者：是因为想让读者在作品中看到社会正义的力量，感觉到一种心灵上的抚慰，所以您的作品常常有一条光明的尾巴？
张：《国家干部》里，一个好干部要被调离，当地的老百姓集体请愿、上访，想挽留他，这说不上是光明，甚至可说是有点负面的。但体现了一种民意，所谓光明的尾巴事实上只是体现了一种民意。
记者：一部部现实题材作品的问世，给您带来荣誉的同时也惹了不少麻烦，比如刚才所说的官司，对此您有没有过顾虑？会不会改变创作的方向？
张：其实现实题材所冒的风险就是这个，你写得越真实，就越容易让别人对号入座。当时出版社想让我聘请一个律师，我说不。如果别人找上我说我写他，那我就说我就是写的你，而且你人比我写的还坏多了。但是出版社非常反对，一定要找律师，在法庭上，律师拼命地踩我的脚“别说这是真实的，就说是虚构的。”当时我不吭声，最后还是只好说“是虚构的”。现在如果南方的事情，我可能说成是北方的。我这样做并不是害怕，而是干扰太大，比如现在我“下去”，很难找到素材。
我现在已经50岁出头了，到了这个年龄，不可能因为一种什么样的变故来改变你的风格，不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受到什么威胁而改变自己的路子，也不可能再花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的工夫去研究历史，或者去从事另外一种方向的写作。我坚持写我看到的现实。
张平其人
张平，山西省新绛县人。1954年生于西安。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已发表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600多万字。重要的作品有《祭妻》、《姐姐》、《法撼汾西》、《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等。其中，《姐姐》获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祭妻》获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天网》获山西第三届文艺基金奖金牌奖、第六届庄重文学奖，《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摘自新疆重点新闻网--天山网(http://www.xj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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