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郭敬明拒为《萌芽》写稿”一事，把尚未从“抄袭案”中走远的郭敬明再度推入人们的视野。而同被称为“80后”作家的张悦然也于上周在自己博客上谈起了郭敬明，张悦然称，“郭敬明事件的灾难性，不在其本身”，“冷漠和没有负罪感才是最可怕的”，并把此前郭敬明“可以赔钱但决不道歉”的思维方式谓之“文学被商业化操纵形成的必然恶果”。昨天，张悦然就此接受了本报专访。
■现在听到“崇拜”、“偶像”这类的词儿，我的心都要揪一下，它们和“恐惧”有语义上的契合
记者：在抄袭事件刚发生时，在央视一档访谈节目里，你目睹了郭敬明的闪烁其辞，也听见一位粉丝说，即使抄袭，他们也支持郭。这些言行曾令你大为震惊？
张悦然：恕我直率，那位郭敬明的fans的言辞理应“人神共愤”。
记者：你认为“在场而不作为、明了而不声张、围观而不援手”是“一桩不道德的交易”，但你依然选择了长时间对郭敬明“拒绝道歉”一事保持沉默。为什么？“爱惜自己的羽毛”？
张悦然：看看我博客的一些回帖，你就知道我的担心所在了。我说了，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匿名者的天堂。只要你隐去身份、面容及职业，你完全可以放纵内心的邪恶而无须付出丁点成本。所以，现在听到“崇拜”、“偶像”这类的词儿，我的心都要揪一下，它们和“恐惧”有语义上的契合。
记者：此后，媒体的各类反应，也让你面临一种“价值的虚空”，此话怎讲？
张悦然：除了少数媒体的表态，我表示钦佩外，之后很多媒体针对此事的报道，真的有暧昧、轻率、把玩之嫌，不知道这样对什么人有好处。很多事情是不能推演的，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每一个人都有做庄羽的那一天。让我们仁厚一点吧。
■我周围的人和事与我们所不知的另一个世界、残雪的世界如此迥异。现在看，我们的成功显得多么可疑和不真实
记者：你之所以在博客上打破缄默，对郭敬明事件发言， 诱因是你对作家残雪的拜访？
张悦然：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残雪。关于残雪，文学界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予评价，绕道而行；另一种是围绕她的各种传说，比如说，因为崇敬卡夫卡，他们夫妇俩在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用爬行来完成的―――这种讥讽确实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轻”。此前我虽未见过她，但她的许多作品我都读过，有的甚至不止一遍。
记者：你所见到的残雪，和你想的有什么不一样？
张悦然：我在见她之前，确实是把她看成了精神的苦修者和文学圣徒。但是那天我也看到了她因为起印数和出版商低声理论，我当时心中也觉得好玩。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记者：你在博客中说，残雪“对这个糟糕的世界上更为糟糕的中国文学现状愤怒不已”，你做何感想？
张悦然：确实有很多当红作家是不入其法眼的，有好几个甚至是公认的“大家”。她很极端的，你想她在最近的长篇里给所有人物都取上了外国名字，这一点已遭受很多指责和揶揄，她在知不可为而为。我可能永远做不到那样，包括她那样的生活方式―――但总是一个标杆吧。
记者：面对残雪，你觉出了“内心的坍塌”？
张悦然：我周围的人和事与我们所不知的另一个世界、残雪的世界如此迥异。现在看，我们的成功显得多么可疑和不真实。
记者：因为你“以往的作品曾经被各种力量推举上一条招摇、喧嚣的路”？有些现在想来仍让你“毛骨悚然”、至少“印象深刻”的事，能列举一二吗？
张悦然：我曾为新书做签售活动，去过许多城市。令我惊讶的是，许多城市的签售现场，为我挂出的横幅各不相同：“美女作家”、“玉女作家”、“美少女作家”等等。
■那些看似漂亮的光环的确也令我迷失和流连。可那更像是一条不归路―――不归文学，只归娱乐；不关乎人性，只关乎商业
记者：这些“头衔”在你身上起了什么反应？
张悦然：虽然此前他们从未征求我的意见，但这看似漂亮的光环的确也曾令我迷失和流连。
记者：你还曾和郭敬明一起被称为“金童玉女”。
张悦然：大约是2004年年初，我的《樱桃之远》和郭敬明的书在同一出版社出版，他们将我和郭敬明戏称为“金童玉女”。后来不知不觉，这个称呼就传开了。也许你们会觉得突兀，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欣赏郭敬明的文学潜质，但是目前的事态表明，他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不归文学，只归娱乐；不关乎人性，只关乎商业。
记者：“金童”如此，“玉女”做何感想？
张悦然：但愿这不会成为整整一代人的悲剧。
记者：据传从新加坡回来打算做一个工作室？
张悦然：我没有想过要做工作室。这应该是谣传。因为目前我只是想继续写我的小说，别的事情都不太有兴趣。让恺撒的归恺撒，让上帝的归上帝，我只是一个作家。
■作品只有优劣之分，没有“80”、“90”之分，然而我确实软弱过，无法战胜这种荒谬
记者：你认为郭敬明事件是“文学被商业化操纵形成的必然恶果”？
张悦然：在博客上，我说过，我们曾经是一群有着纯粹文学梦想的少年，当那些年轻而稚拙的作品呈现于世的时候，我们被迅速套上了“80后”枷锁。从此，我们成为了文化标本，接受各种研究者的观摩；我们是商业手段，被各色人等用来攫取利益；我们是娱乐道具，被媒体和各类言论反复把玩……
记者：在今天这个社会，诸如“用身体写作”，这种荒谬的“词汇”可以被用作文化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一种商标，甚至成为一种促销广告。贴上个“80后”的标签，你们也可以进入流水线操作了。我们都只是旁观者，你能谈一谈身为当局者的感受吗？
张悦然：“80后”、“90后”这些概念让我们轻易得到了太多不应有的荣誉，我现在深知这不是什么好事，也许它的后果我们可能一生都无法消受。作品只有优劣之分，没有“80”、“90”之分，然而我确实软弱过，无法战胜这种荒谬。
记者：所以，你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我残杀：为自己编织一顶顶虚无的荣誉花环，开始各种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游戏”？
张悦然：举个例子，“村上春树文学奖”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奖项，也似乎是一个早已存在的奖项。但事实上，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创立这个奖项，它是我们中国某“80后”作家“创造”的，并率先把它颁给了自己，使其成为“国内唯一一位获得村上春树文学奖的少年作家”。这种“行为艺术”的独创性，村上春树的小说作品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世界欠我们的”与“我们欠世界的”之间，我们的文学母题总应该是“我们欠世界的”。我们要尽其一生用作品来偿还世界，然后两手空空地离去
记者：一个合格的写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应该是一个思考者。你和这些同被视作“80后”的朋友间有无交流过，正在走着的，也许是一条与文学、与你们最初的梦想南辕北辙的道路？
张悦然：非常赞同你的说法，一个合格的写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深度思考者和追问者。现在大家都看到了，“80后”并不是一个高度自觉的群体，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以出生年份来归类一个作家群体是极其可笑的。我和我的同辈人还是经常交流的，并且有着很多共同的担忧。
记者：所以你呼吁，现在，整个“80后”写作者，或许应推及全社会，“急需一个更多人参与的以自我拯救为目的的‘马歇尔计划’”，否则，“我们即将会为缺失公义、正义、荣誉、良知、廉耻而窒息”，“罪恶借文学之名以行”。
张悦然：细细想来，我并没有多大的能力来改变现状。我也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者。我时时为自己充满无力性而痛苦。
记者：那你觉得整个社会可以作出哪些努力？
张悦然：在“拒绝道歉”事件上搞得这么风起云涌实在是我们年轻人心智不成熟的表现。
不要再给我们贴标签，不要再创造偶像，偶像总要走向黄昏。
郭敬明的fans通过想象、感受、阅读，创造了一个“不是其所是”的郭敬明，在这里，我们并不清楚郭和他的fans，到底谁是谁的绑架者和劫持者。至少在目前这件事情上，他们从彼此的脚下抽掉了梯子。那些人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欲望的指称。他们可能谁也不爱，甚至不自爱。这难道不是偶像的悲哀吗？
如果说郭敬明的道歉是针对某个人，那么我觉得所有的作家都应该对这个世界心怀歉意。在“世界欠我们的”与“我们欠世界的”之间，我们的文学母题总应该是“我们欠世界的”。我们要尽其一生用作品来偿还世界，然后两手空空地离去。摘自新疆重点新闻网--天山网(http://www.xj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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