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

    妻子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幾十年來，她除了承擔養兒育女的重任外，還包攬了全部家務，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與妻子朝夕相處半個世紀，回憶幾十年走過的路，妻子在我的心中就像一部中國傳統女性的經典之作，而且常讀常新。

    我以前在農七師邊境一三七團場擔任工會副主席，主管全團的工會工作。現已77歲了，但身體尚好，每天還能堅持早晚散步七、八公里，還能堅持寫作。退休後，曾為團里主編撰稿出版了兩部團志近50萬字，並發表新聞稿件上千篇，榮獲全國、省地級榮譽證書近50個。每當我看到書架上擺放的榮譽證書，總忘不了妻子對我的關心和支持。我的功勞簿上有她一大半的功勞。自1958年她與我相伴以來，我們已度過了50個春秋。在漫長的歲月中，她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日常生活中，她對我及孩子關心備至，尤其使我終身難忘的是︰

    1961年3月，我從廣東軍區轉業進疆，分配到兵團農七師第三總場（現一三七團）五隊工作時，當時她才19歲，是廣東中山市某區出納員。為支持我進疆，她毅然辭去優越的工作，離開繁華城市，跟我一起來到大西北邊境農場。我倆住的是八面透風的半截地窩子，她卻毫無怨言。當年9月間，我不幸患上傷寒病，病來如山倒，得病後一個多星期晝夜發高燒達40多度。建場初期醫療條件和技術都很差，大夫把我當重感冒治，治了一個多星期，我仍高燒不退，我已燒“瘋”了，渾身疼痛難忍。失去理智的我用拳頭打碎了衛生所辦公室窗戶上的玻璃。在我生命垂危之際，是妻子含著傷心的淚水，深夜去找總場領導求助，當時副政委王光心了解我的病情後十分重視，當即打電話要求衛生所千方百計在公路上攔一輛車（因當時總場還沒有救護車），派人將我送往師醫院。我在師醫院治療了27天後才脫離危險。

    1973年春，在煤礦工作期間，我身患對口瘡，右臉上也長了個大瘡，弄得我一個多星期不能進食，只能靠妻子一勺勺地給我喂稀飯。由于病痛的折磨，我整天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最嚴重時連水都不想喝了。團救護車到了礦上也不敢把我往醫院送，害怕路上不好走，出了事負不了責。我只能在礦上接受治療。當時煤礦衛生員雒子正非常負責，也很有經驗。在他日夜精心治療護理下，我的病情逐步好轉。那時我妻子32歲，可她已是3個孩子的母親了，最小的孩子才1歲。她一邊日夜守護著我，一邊還要照顧孩子，真是不容易啊！當時生活條件差，職工供糧95%是玉米面，她為了讓我喝點稀飯湯，找到團駐礦領導趙良合，批準從小食堂稱兩公斤大米給我熬稀飯。

    2001年春天，因我右額患病毒性瘡疹，額頭腫得右眼都看不見了，左眼很快也睜不開了。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通過兒子找車把我送到兵團奎屯醫院治療近一個月才出院。住院期間，妻子日夜守候著我，成了我的特別護理。我每天打吊針八九個小時，打飯、洗衣、上廁所都要她伺候。當我心情煩躁時，她輕聲細語地寬慰我；當我難忍病痛煎熬時，她緊握著我的手，給我力量。

    經過前後三次重病，我親身體驗到“少年夫妻老來伴”的深刻含義。有人對我說︰“要不是你妻子對你的關心照顧，你早就沒命了。”這話千真萬確，一點不假。我真的為自己今生擁有這樣的好妻子而深感幸福！

    《戈壁母親》在中央一台上映後，告訴全國13億人民，兵團事業是偉大的，兵團人了不起。因為，廣大的軍墾戰士，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和聰明才智，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在茫茫的戈壁灘上，建起了一百多個現代化國營農場，每個師，每個團場都是一座美麗的軍墾城，並遍布全疆。

    作為這個偉大事業的建設者，我們深感榮幸和驕傲，而建設中的妻子在那個艱苦歲月中給我的支持，讓我時時感懷，我甚至覺得，相對于今天兵團的許多人而言，妻子就是“戈壁母親”，就是那個含辛茹苦扶慰家人，充滿情義，熱愛生活的兵團女性的化身。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都將越發蒼老。但心里對事業的愛，對兵團女性的敬仰和愛，卻永遠不會改變。

作者︰劉賜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