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蘭京寧報道 4月份的一篇法新社報道,似乎給關于中國運動員濫用興奮劑問題的無妄猜疑增添了新的角度。文章引用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研究人員的所謂新發現,認為東亞人身上獨有的一種基因變異將影響對他們的藥檢的結果可信度。
卡羅林斯卡學院的研究主要針對睪丸酮這種常見的違禁藥品。他們把實驗對象分成兩組,其中一組對象身上帶有一對被稱為UGT2B17的基因,另一組對象則不攜帶這一基因,兩組對象同時服用超量的睪丸酮,結果攜帶UGT2B17基因的這一組15天後100%出現了體內睪丸酮和表睪酮比率(睪表比)超過正常值的現象。而研究者聲稱睪表比超值意味著他們體內的興奮劑已被檢測出來。而不攜帶這組基因的有高達40%的人體內表睪比沒有超標——研究者們說這也就意味著呈陰性。而之前的研究證明,UGT2B17在東亞人體內缺失的概率遠高于其他人種,兩廂結合,卡羅林斯卡學院的學者們指出東亞運動員服用睪丸酮逃過檢測的概率要遠高于他們的歐美同行,引用該文的西方媒體當然也抓住這一點,作為他們所要傳達的主要信息。
不過,當這樣的消息傳到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實驗室主任吳侔天那里時,他只是一笑了之。“首先這不是新的突破,基因變異對睪丸酮檢測的影響是很多年前大家就達成的共識,”吳博士說,“睪表比早已不再是睪丸酮檢測是否呈陽性的主要標桿了,現在的睪丸酮檢測要看好幾個指標,其中最主要的是同位素檢測,因此有時即使睪表比超值也不能證明檢測對象服藥,反過來睪表比正常也不能排除懷疑,這些在WADA(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的操作手冊里都有著明文規定。”德國體育學院科隆反興奮劑實驗室的馬里奧•蒂維斯教授在接受采訪時也表達了幾乎相同的意見。
那麼為何瑞典科學家和某些歐美媒體沒有去澄清這個其實並不難發現的事實呢?無論是中國的吳博士還是德國的蒂維斯教授都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倒是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副主任趙健在另一次采訪里說出了他的想法。“我們知道,有時候無論我們做多少工作,很多人的偏見很難改變。”趙健說。
隨著奧運會的臨近,有關中國的負面消息在西方媒體世界的傳播登峰造極,而興奮劑問題則是批評者們最為熱衷的話題之一。“亞特蘭大奧運會前, 我在美國參加了一個興奮劑研討會,那些與會者對中國的攻擊簡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在北京體育大學做客座教授的蘇珊•布朗內爾說。“十幾年過去了,盡管中國在這個領域有了很大進步,但西方人的攻擊並沒有減輕多少,這對中國不公平。”
當然,情況也不是一團糟。隨著中國最近一年里大規模、跨部門協作打擊興奮劑濫用和興奮劑違規生產,許多西方的觀察家逐漸意識到中國的反興奮劑不會比其他國家糟糕。在反興奮劑領域一向以直率敢言著稱的前WADA主席龐德去年也公開贊揚中國的反興奮劑工作“站在世界的前沿。”而蒂維斯教授更毫不吝嗇他對中國同行的贊譽。“北京的實驗室,工作人員和硬件的素質都非常高,這在過去10年中全世界公認,但最重要的是,我知道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正直的人,他們值得世界各地其他反興奮劑工作人員的信任。”
即便是對中國的批評也開始從近乎臆想的胡亂放炮向冷靜客觀的描述轉變。《今日美國》去年武漢城運會期間就敏銳地捕捉到了被終身禁賽的田徑教練王德顯在賽場指揮選手比賽的細節,並以此為據質疑那些有污點的教練員為何還能改頭換面在中國體制內繼續發揮作用。而一些德國記者在3月底的全國游泳錦標賽上也發現了曾被國際游泳聯合會禁賽7年的熊國鳴竟然出現在上海隊教練名單中,這些並非捕風捉影的建設性批評不但切中了中國興奮劑問題的一些頑疾,為中國的體育管理者們指出了反興奮劑運動的一些漏洞,同時也為那些善意的批評者贏得了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