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旧忆

    新疆举办第十六届全国书市，伊犁为分会场之一。走进新华书店，满架新书，目不暇接，不禁勾起了我许多旧忆。

    读书是每个人毕其一生离不开的活动，也是常说常新的话题。

    小学三年级第一次买的书是《世界发明家》和《安徒生童话》，我是从那时开始把眼光投向科学、投向世界的。我第一次感到外面的事物是那样的新鲜，空间是那样的宽广，都等待着自己去接触、去感受，它点燃了我胸中的求知之火。

    1934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教我们的老师慕显松思想新潮，善于引导学生扩大知识面。经他推荐，我从上海邮购了叶圣陶的寓言《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从世界书局订阅了《儿童世界》月刊。为了打好文言基础，他给学生加读《木兰辞》、《西宫词》，用毛笔小楷抄到本子上后背熟，成为我后来读书产生兴趣的滥觞。

    近几年读文史资料，我才知道慕老师是宣传抗日被省立师范除名的进步学生，以后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创作了数部长篇小说。

    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发生芦沟桥事变，学校停课，我辍学在家，闲了三年，也读了三年闲书。靠向亲友借阅，凡能借到的书就读。从《训蒙史略》、《龙文鞭影》到《万有文库》，从四大名著，武侠、公案小说到包天笑、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从千家诗到白话诗，读得很杂，好像走进了万花筒。加上那时记忆力强，尽管有的一时弄不太懂，但储存到脑海里，仍然让我毕生受益。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石印书转向铅印书的过渡期，铅印普及本上市，纸虽粗糙，编印却不马虎，加上价格低廉，适合大众购买。我买过鲁迅的《彷徨》、《呐喊》，还买过《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我靠闲书打基础、添营养、长知识，深感闲书不闲，开卷有益。接着我离家当店员糊口，店家只准练算盘不让看书。沦陷区是文化荒园，无书可读，一直使我处于缺少精神食粮的饥渴状态。

    1945年秋，我在天津一家中药栈当店员，看到报纸上宣传女作家苏青自传体新作《结婚十年》。我多么想买一本，可那时日本刚投降，市面萧条，生意停顿，药栈只管伙食不给开支。

    有一天，一位外地客商买了一袋黄连，吩咐送到墙子河北三条石手工作坊切片。按规矩送货要找脚行，而我灵机一动，找来扁担、麻绳，和另一位店员合伙，挑着这袋黄连走了十多里路，赚了一份脚力钱。第二天我就买回一册《结婚十年》。说实在的，这不过是一本特定环境下脱离现实又不涉时事的消遣读物，它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当年那股不顾一切的买书劲头，直到现在仍难忘怀。

    读书、买书渐成习惯。由于生活不稳定，边买边散失，一册也没留住。1949年参加革命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成为我购书首选。记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需先期预订，凭证取书。马列著作大都边翻译边出版边发行，碰到一本买一本，一套十二册的《斯大林选集》，分别买自若干家书店，最后还缺一本，好不容易在浙江兰溪一个公社书店补齐。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我烧过若干涉嫌的书；评法批儒时也买过法家著作如《盐铁论》、《商君书》。“文革”后期我买了两套大部头书籍，一套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计20分册的《辞海》，另一套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字本《二十四史》，共计241册，每套都历时几年才买齐。十几年断断续续购买了上百册成套书籍，少了任何一册都难重补，不得已谢绝外借，想参考的朋友便请他们到家中来，茶饭招待。

    当初，买《二十四史》本来是为退休后读书作准备，退休以后又因珍惜视力，始终没有通读。有一个时期物价不断上涨，书籍固定标价，不为通货膨胀左右，人们买书的劲头不减。接下来豪华本和礼品书上市，带动书价大幅上调，超出了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书店去得少了，即便去也往往看而不买。盗版书乘机泛滥，城市街头出现十元店、五元摊，门庭若市，禁而不止。

    近来出版事业改革力度加大，书价渐趋合理，大量朴素本、普通本图书问世，跨书店门槛的人又多了，人们的买书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

    作者：孙传松（伊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