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VS“Q版刘关张”

     比起今天动辄下笔数十万言，三五年一部甚至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多产作家，花十几年时间才写完《儒林外史》的吴敬梓，像他的同道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一样，一世一部却流芳！这无需多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常说知人论事，了解吴敬梓的生平、家世，无疑会对认识和解读这部中国古代伟大的小说十分有益。同时，版本问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是不可或缺的，《儒林外史》也不例外，只是版本问题在它身上相对简单明了。其实，套用大学者刘世德先生的话来看中国现代小说的版本问题，也是个“大的、重要的、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老舍改 《骆驼祥子》，巴金改《家》，曹禺改《日出》等等，都可以由版本的改变来深入挖掘这背后所蕴涵的社会历史的诸多因素。简言之，拿老舍改《骆驼祥子》的结尾来看，原来那个“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与新的时代历史氛围不相配了。因此，研究像老舍这样的现代作家，忽略了版本问题，对作家的评价会出现偏差。可见，版本问题并非可有可无。

    另一个层面，版本问题还能透露出多元、复杂的历史问题。刘世德先生曾举过两个小例子，一个是他当年从收音机里亲耳聆听到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一句话“不是倒向美国，就是倒向苏联，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而等书印出来以后，毛主席的那句话删掉了。这自然就有版本问题背后的历史原因；另一个例子是金敬迈修改《欧阳海之歌》。事实上，像《红楼梦》繁杂的版本问题，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版本问题，它的背后常常有至今根本无从了解的历史谜团。

    因此，像真正的学者始终强调，考据一定要有直接的、正面的实证。如果只是主观臆断的“推求”，一个反正就把你驳倒了。学术是不能信口开河的。我注意到现在我们有些人写文章，甚至包括写学术文章，里边常常会出现“据说”这样的字眼儿。据谁说呢？没有考据。

    吴敬梓跟他同时代的曹雪芹都经历了家道由盛而衰之后的贫寒家境，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今天难以产生伟大作品，是因为我们生活得太舒服了？或许正因为我们过得太舒服了，一方面我们不需要那些以家境的贫寒为代价而创作出的伟大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再去读那样的伟大作品了。用现在许多人惯常用的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逻辑来说，因为我们有了舒服的生活，我们现在只需要“恶搞”。为了巨大的商业利润，《红楼梦》可以“选秀”，为什么不能把《儒林外史》也搞成小品滑稽竞秀呢？看谁更像周进、范进和马二。可能也会有收视率啊！把《聊斋志异》弄成个大型娱乐的“鬼秀擂台”，一样可以招财进宝啊！

    先人厚实的文化积淀，为后人奠定了坚实的恶搞基础，而且，借助现代高科技的影音手段，会更加深入人心，泽被后世，真可谓功德无量了。不知我现在刚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什么时候以及在哪儿看的“Q版刘关张”，她一闲下来就问我里边刘备、张飞、诸葛亮什么什么样儿，《三国演义》里是这样吗？我哭笑不得，无言以对，不能武断地一口咬定那是文化垃圾，让她产生逆反，而只能耐着性子告诉她历史和小说中的“刘关张”是什么什么样儿。可她还是绘声绘色地比画，“Q”是那么地好玩儿。这可怕吗？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假如再过几十年，在许许多多个“Q版”中长大的青少年，他们会不会就把这些当成是历史文化的原典，当成是中华文化的遗产呢？如果我们没有了文化责任，失去了文化使命，惟利是图，任娱乐恶搞一切，也许那一天的到来并不是天方夜谭！

作者 傅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