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葡萄姑娘”在一起

  王惠珠在指导葡萄种植。  

■王惠珠老人在新疆园艺界大名鼎鼎。她是一位优秀的园艺大师，她推广的葡萄上架技术，改变了传统葡萄匍匐在地的落后种植技术，她为改变农民传统的葡萄种植思维，扩大良种种植面积，提高葡萄的产量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新疆曾向她颁发过“科普推广特等奖”。

■王惠珠为葡萄乡的农民们做了好事情，大家不好意思再叫她“小丫头”了，一位给他们带来这么大好处的姑娘，却没有一个尊称，这使维吾尔族同胞感到很不舒服。1956年，葡萄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王惠珠的事迹受到了表扬。在会上，大家给她戴上了小花帽，说要给她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他们想了半天之后说，叫她“黑力其汗”，“黑力其汗”——“葡萄姑娘”就这样叫开了。

    回忆是条流淌的河

    我在吐鲁番。

    我悠闲地躺在一张藤质的摇椅上，摇椅摆在王惠珠老人家里的葡萄架下。我睁着眼睛，看那些调皮的阳光透过葡萄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在那些椅子、花盆及圆桌上留下斑驳的吻痕。

    王惠珠老人坐在我的身边，她用一种慈祥的眼神望着我。我和她，虽然是初次相见，但相处得挺好，她和我一样，爱吃鱼，爱听少数民族歌曲，爱跳民间舞蹈，这一切，都是令我们亲近的缘由。

    王惠珠老人在新疆园艺界大名鼎鼎。她是一位优秀的园艺大师，她推广的葡萄上架技术，改变了传统葡萄匍匐在地的落后种植技术，她为改变农民传统的葡萄种植思维，扩大良种种植面积，提高葡萄的产量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新疆曾向她颁发过 “科普推广特等奖”。

    我喜欢听王惠珠老人讲述过去的故事，我在她身边躺着，我是那只愿意倾听的“耳朵”。老人很健谈，她的性格很乐观开朗。她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她从武汉华中农学院毕业，随曾是同学的丈夫廖可璜及另外一些同志一起分配到新疆。回想起初来新疆的情景，王惠珠脸上带着笑。她说： “我们坐火车到了西安，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不能再坐火车赶往兰州。为了不耽误行程，我们21个人抱着行李爬上了一辆可以拉10吨货物的大卡车，一路颠簸着赶到了兰州。到兰州后，因为我们都是刚毕业的学生，身上没什么钱，好一点的旅馆也住不起，就住在窑洞里。当时，我是第一次看见窑洞，我看到窑洞里的土炕上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就傻了眼，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后来，当地一些同志让我们把放在卡车上的行李取下来，拿到窑洞里铺到土炕上，我们才睡上了安稳的一觉。数天后，我们来到了吐鲁番，那时候的吐鲁番非常脏，到处是飞扬的尘土，我们就为它取了个名字叫 ‘土乱翻’。那时，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姑娘是很喜欢穿鲜艳的衣裳，她们喜欢到街上买馕吃，而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馕是一种食品，以为它是锅盖。”说到这里，王惠珠老人开心地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两轮弯月。

    “后来，我被分配到了吐鲁番市葡萄乡。当时，乡里负责接我的人见我是个女子就傻了眼，不知道如何安排我，我当时的处境有些尴尬。后来还是葡萄乡的第一任乡党委书记吐尔地为我解了围，他说，既然这丫头是上面派来的人我们就要收下，她先住到办公室去吧。随后，他安排人帮我把行李带进了办公室，我就在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当时，我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吃饭，吐尔地就邀请我去他家里吃饭。我非常感谢他们一家人。吐尔地的儿子很不幸，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我托朋友想办法，找到上海最好的一位医生为他的儿子成功做了手术，因此他们一家人都非常信任我。”王惠珠歇了口气，她说：“可后来，我到外地指导别人种植葡萄去了，吐尔地去世的时候我没能留在他的身边，当他妻子转告我，吐尔地去世前说还有许多话没对我讲的时候，我流泪了，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大哥，我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这是我最大的遗憾。”王惠珠老人的眼睛湿了。

    王惠珠最艰难的岁月是在 “文化大革命”那段岁月里。那时候，在学术上已有所建树的她被 “造反派”扣上了 “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尽了精神摧残。当时，有一些人不堪折磨，选择了自杀，但她选择了坚强地活下来。她说： “当地农民的关爱成了支持我活下去的动力，他们说丫头你就别当干部了，当农民吧，我们农民需要你。”王惠珠老人告诉我，正是因为和吐鲁番的农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才不舍得离开这里。这也是深圳一家三资企业多次请她去工作她都没有选择离开吐鲁番的原因。她说： “我们家3代独子，但吐鲁番的群众都管我，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都是我的亲人。”

    真的，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一只幸福的耳朵。我能在蓝天下，在葡萄架底下，听已年过古稀的王惠珠老人重提往事，这是我的幸运。王惠珠老人的故事很精彩，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精彩，因为我们生命的片段也是由一枚枚不同颜色的亮片组成，时间是串起它们的线。我懂得了，回忆原来是条流淌的河流，我们想起它，就会拥有那些摇曳多姿的水草、可爱的鱼儿和坚硬的石子。

 

作者：燕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