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流行过一阵子军界的要员去大学做演讲，那个年月里时局无定数，国家的大势由军阀们割剧着，请统摄一方的“诸侯”坐讲坛，估计有安稳师生心神、且兼习时政的含意吧。毕竟那个时候办大学是新生事物，瞎胡闹的事还比较少。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以后，一些企业家去大学做教授开始惹出争议，近两年又有影视界的突出人物入驻讲坛，争议演变成了非议。一位名教授说：“做了十几年的主持人就可以做教授，我爹种地六十年，该去农大做博导了。”这教授的话没有从实际出发，现在的大学产业化了，产业化就是市场化，大学一年连一年扩大招生，教授资源紧缺呢，不“扩招”怎么行。再说，新设了那么多时尚专业，收了那么多学费，多少也该教给学生一些实际本事吧。几天前，在一次教育问题的会上，一个朋友的话给那个高潮的会降了温。她说，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国和家都很穷，但农村的城市的都能上得起大学，学生还能拿到国家的助学补贴。现在的GDP涨了那么多，却有那么多人上不起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因为她孩子今年的学费还没有着落。
建功先生是著名作家，他没有去大学做报告，去的是广州的市民大讲堂。在网上见到了他的这次演讲，读着很喜欢，就选过来转发了。建功先生谈的是当下滚滚红尘中文化和情感的沙漠化问题，话是朴素着说的，但读着真有些触目惊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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