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遗忘是不能被容忍的（稿边笔记）

    作为责任编辑，我是流着泪读完这部《驻村手记》的。

    我既惊讶于对它的熟悉，又震惊于对它的陌生。干部粗暴执法，村民集体抗税，乡镇政府和派出所被砸，工作组被称为“一帮狗东西”，农民们展示的是“一件血衣”。这是当下的农村生活吗？这不是当年《暴风骤雨》中描写的某些场景吗？

    但《驻村手记》展示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冷酷的事实，是进入21世纪之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实事件。

    作者马银录，是一位组织部长，也是被称为“一帮狗东西”中的一员，《驻村手记》是他2001年4月9日带领工作组进驻陕西白水县器休村，从被称为“狗东西”开始，到2001年7月14日村民们泪眼送别结束，历时三个多月的工作手记。这部《驻村手记》的憾人至深之处不是三个月所经历的辛苦、劳顿、心力交瘁、百感交集，而是隐于文字背后的对农村文明进程前景的忧思，以及对农民之苦痛发自肺腹的深情的呼唤。

    陕西白水县器休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子，据乡俗记载，秦王赢政的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北击匈奴得胜回朝，晚上放下兵器在此休息，村子因此得名“器休”。进入20世纪90年代，器休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了远近闻名的苹果致富纳税大村。但由于致富路途的单一，苹果市场行情下滑，树龄老化以及由此相关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出现了，而管理者的眼球仍在老眼框里转动，辛苦劳作的农民一年到头甚至还要贷款缴税。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场景！如果把器休村比做一棵老树，《驻村手记》则像锋利的锯一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横切面：这棵老树的命运之轮又向深处转了一整圈。

    《驻村手记》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作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作家，这里需要追问的是：“规范”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作家又是什么？农民是不是一个还需要文学关照的群体？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农民（起码是一部分农民）正经历着边缘化以及被知识摒弃的危险，当大批作家（包括大批农民子弟作家）进入城市之后，谁还能充当农民们在文学上的发言人？谁来记录历史进程的车轮碾过时，车轮下挣扎着发生的一切？

    同时需要追问的还有我们的散文，这个曾经涵括丰厚的古老文体，当发展到今天，它的审美要求和价值取向是不是已无入进入《驻村手记》所涉足的领域，及承受的重量？它是不是真的成为了一种水晶状的透明的唯美的无法浑实的文体？坦率地说，在日常的散文阅读中，我能明显地感到作家们的肺活量越来越小，气息越来越弱，灵魂的思考正在被知识和学养替代，情感的阳光越来越像一支手电筒，照亮的面积越来越有限，也越来越手工化。同其它文体比较，目前的散文写作趣味大于意义，个人的多于社会的，对社会问题麻木不仁，独居一隅，“信心十足”地做着自我精神的伏卧撑。写书斋，写郊游，写恋爱的烦恼，如果写到乡村，一定要炊烟袅袅，因为不知道如今多数农家已经不烧柴禾了；写到草原，仍旧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更不知道沙漠化渐渐逼仄的草场中每年冬天风雪交加中冻饿而死的牛羊。作家的“自我”状态，一旦落入感情的唯我论窠臼，势必会导致现实回避，甚至与真实生活完全隔绝，禁锢在刻舟求剑的盲目优越感中。

    十年前，《美文》创刊的时候，贾平凹开门见山地倡导“大散文”写作观念，针对性很强地提出，“《美文》将尽力克服狭隘的散文意识，大开散文的门户”，散文不是散文家的专利，小说家，诗人可以写；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可以写；各行各业的专家也可以写。这么倡导的目的不是止步于各方面的人来写散文，而是指散文应真切地关注当下生活，进而剖析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驻村手记》产生的回响是城市化进程中更大的回响的一部分，这个孤立的事件可能会成为一种象征，或一个清晰的印痕。沿着历史的过道回头看，《暴风骤雨》曾是一种象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种象征，《创业史》也是一种象征，单从文学角度讲，《驻村手记》存在着明显的偏沉，显得内容大于形成。但也正是基于此，作家们更应该郑重地说一句：向农民道歉。

作者：穆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