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盘中国文坛

    法国的福柯用写作把知识变成了快乐，而中国女作家林白在写作中享受了性爱的快乐。中国文坛，是作家诗人粉墨登场的大舞台，是诗意倾诉和思想独白的话语平台。在这里，有多少人流连忘返，有获得巨大成就的，惨遭失败的精神分裂者，也有误入歧途的，玩物丧志的，彼此作践蹂躏的，但文坛仍然是他们亲爱的文坛。

    我喜欢开始和出发的状态，放弃了对文学经验的终结，学会了认识论的接合。中国文坛的一切现象，促使我结束表象化和单向质的观点，寻找崭新的探讨方法，求解文学性和人类文化的连接点和断开点。所以，在自我肯定之前，我应该先作自我批评，因为我用会计师的想象力，拟定了这篇文章的标题：翻盘中国文坛。

    享尽精神快餐和肉体快感之后的悲哀

    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电影艺术和体育事业已引起世人瞩目。遗憾的是，从庞大的中国当代文坛中，人们很难获得一种大喜的信息和温暖的安慰，而且经由失望和无奈，了解到文学像被抛弃的寡妇一样，从社会的中心位置退居到边缘地带，文学悲剧的帷幕慢慢拉开了。一批又一批生存伎俩多于写作智慧的无业游民，新时代的文学精灵，道德败坏的文化骗子，危险的精神分裂者，太监式的雇佣文人，占据了昔日不可侵犯的中国文坛。

    中国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整体性尴尬局面，逼得彼此相轻的文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价值判断，因而引起各种圈子之间经久不息的口水之战。余杰对余秋雨的批评，王朔对金庸的病诟，葛红兵对鲁迅的质疑，足以证明炮轰名人成了一种玩时尚的格调，一种满足虚荣的文化游戏，一种精明的诡计。“诗歌死了”，“文学死了”，以及中国作家的疲惫尊容，一百年在“诺贝尔奖”缺席的怯魅，相继成为中国人议论的焦点。但最有震憾力的是，韩寒的博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以及因德国汉学家顾彬而引起的“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事件。文坛内外的聒噪状态，不懈的努力，无非是从质疑到谴责，从谴责到声讨，从声讨到仇视，乃是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的逢场作戏，人们无法从中获取理解、宽容和温情。这是何等悲壮的创作激情，何等媚俗的欲望表演，何等典雅的精神撒娇。

    白烨对韩寒提出“‘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尖锐质疑时，韩寒深感个人成就的失色，很快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把一颗非常恶劣的文字炸弹，扔在养育他的文化母体和文学摇篮。对此，韩寒更加明确而自觉地把文坛扩展到更为宽泛的领域，他说：“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这句话本身，就透露他以自欺欺人的谑态，侮辱了他亲爱的中国文坛。严格地说，韩寒的驳文下流到极限，让人震惊和无奈，似乎他裸奔于文坛外，胡媾乱舞，毫不羞耻地向读者飙车般展示了他的灵魂。他的功成名就，无非是商业气氛的产物，似乎做了一次文学性越野游戏，放荡不羁的，无拘无束也不问所终的文字游戏。可悲的是，如此邋遢龌龊的作家，居然成了新一代读者的超级偶像，这是丧失道德标准的时代悲哀，也是新一代享尽精神快餐和肉体快感之后的悲哀。

    显然，在这个以物质财富为荣的时代，让借用文学暴富的韩寒回到文学本身，是一种落败者的绝望请求。白烨的种种“‘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或“‘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这些纯审美话语，在激怒的韩寒的理解范围内，从雅语降为俗事，似乎成为统领天下者的定义，主流就是历史规定的文坛主角，把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作家视为坛外之敌。严格地说，中国文坛没有整体的两面，也不存在矛盾的逻辑，真正的文学是在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的格局中，才显示出文学的意义。“80后”作家代表着一个时代，不论谁的否定，或不承认他们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注定会穿越时间的形式，替代现在的文坛前辈，正如韩寒所说“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 如果韩寒把这句话，冠以驳文的标题，不说粗鄙下流的脏话，那么他代表的是新时代整体性的写作状态和审美精神，昭示出不同创作趣味的相互融合，但韩寒与此背道而驰，创造了公开骂人的奇迹。所有的争论表明，这些现象都出自文化圈自身的游戏规则，意味着想在中国文坛上混出个名堂，要始终保持一种极为练达、圆滑、虚伪的生存伎俩，一种互相吹揍的做人经验，一种逢场作戏的表演技能，就像新疆高空王子阿迪力在钢丝绳上保持平衡一样重要。

    在中国文坛，每个著名作家都处在被审美冷枪的包围之中，稍有不慎便遭遇袭击，造成恶语相加的口水战。公正地说，在文坛上交战的双方，将自身的审美观点和批评愿望摆出来，力求让对方明白，其目的不一定要消溶审美观点的差异性，以达成彼此灵魂守望的同一性，而是形成彼此差异中尊重、理解和宽容，回到真切的心灵需要。

    文坛游戏：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

    在广义的中国文坛上，任何一个人把文坛视为名利场的人，都不得不进行一场文学性的疯狂表演，如果没有蠢人陪伴，真正才华横益的人，就没法施展他的个人才能。如果进不了文坛，就顺应大众生活之流，因为条条大路都通向失败，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成功，只有像木子美那样超级放荡，像芙蓉姐姐脱出雅态扭屁股，像杨丽娟倾家荡产也要疯追华仔，像二十八岁的翁帆嫁给八十二岁的杨震宁，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姜戎小说《狼图腾》面向公众，才能一夜之间成为明星。

    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从自强不息的中国作家身上，已经汹涌鄙薄出无数不可羁辔不可扼止的文学力量，这些文学力量曾奔流在莫言等作家的叙述智慧之中，也曾洋溢在卫慧等女作家的骚体丰艳中，他们今天的写作欲望与激情，丝毫不减当年的原始威力。虽然莫言热衷于黑暗阴晦的著述，卫慧倾向于反向性的骚体写作，但他们不事逢迎，义无反顾地操着反叛的姿态，去违背人间的常理和天伦。这些离经叛道的天才们的出现，一次又一次地激起文坛的骚动，动摇了一个时代的理想。这些作家把现实的另一面，交给了满脑子充塞着中庸思想的评论家，交给了心怀偏见的庸众。因此，研究作家的心灵结构，比研究作家的作品更重要，因为评论家在烦忧别人时，总是也在烦忧自己。在文学批评全面兴盛时期，如果评论家丧失公正的审美态度，又不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在中国文坛，多少文人骚客为了维系自身的名气，没有战争就制造战争，没有敌人就要寻找敌人。残雪曾是一个真诚正直的女作家，中国的评论家一直认为她的小说是一种隐蔽的文学财富，一种人性迷宫，一种超现实的审判结果。然而，她自以为自己的存在，给中国文坛带来巨大的荣耀，且毫不自矜，她批评王蒙是为了自己得到颂扬。值得一提的是，王蒙曾一直处在文化官员的特殊地位，处在一个忧虑与怀疑的时代中心，他对历史的追问，人性的探索，是苍白无力的，推荐一百次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残雪在疯狂批评王蒙的同时，独断性地妄加指责余华的失败，象征着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倒退。事出有因，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后，残雪以为自己写了“伟大的中国小说”，她近年来引起一些外国人的关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她在国内的处境每况愈下，国内不断推出《上海宝贝》、《糖》、《高跟鞋》、《有了快感就喊》之类的作品，这使残雪心中生起一种嫉妒的报复心理，开始指责王蒙和余华。她在公众媒体旗帜鲜明地丑化余华，妖魔化王蒙的时候，还公开指责谢有顺抱残守缺，真不知道这样空洞浮夸的批判，能解决什么问题。

    俗话说祸从口中出，说话应以诚实为原则，与其说空话、假话和废话，还不如闭口不说。王彬彬对残雪的批评，真是当代罕见的当头一棒，王彬彬尖锐地说：“把残雪与余华联系起来，不知人们是否会错愕……残雪的小说世界如垃圾堆，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如屠宰场……在残雪所造就的垃圾堆上，人成了在垃圾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而在余华造就的屠宰场里，人则既是屠夫又是屠宰的对象。残雪的小说世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而余华的小说世界则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王彬彬的批评目的在于，残雪拿自己的“国际形象”，掩盖她在国内遭遇的尴尬，她的批判不只是表演，更是争夺“伟大的中国小说”桂冠的复仇。这像野心勃勃的余华，批评家对《兄弟》不屑一顾，他不仅不接受善意的批评，反而对贺绍俊先生说：“全国人民都在骂我，快都把我气死了！”这种心态和情怀，说明他从重要作家向庸俗作家过渡，正如李建军所说：“余华，这位文学素养并不高，思想并不成熟，体验资源并不丰富的‘先锋’作家，虽然像残雪和莫言一样，被中国及外国的一些批评家吹得神乎其神，但却不知道按正常、健全的人性尺度叙写人物。” 其实怎么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为谁而写作，尽管文学不能拯救芸芸众生，不能改变世界，但作家的灵魂比文学更重要。

    传媒飓风：《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从“诗歌死了”、“文学死了”到“文坛是个屁”等文坛内外的飓风刮过之后，重庆晨报登出《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文，公开谴责德国汉学家顾彬以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坛。不到几天，这篇报道已被中国所有重要媒体转载，包括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海外华文媒体也都转载了。人们从激烈的争论之中获得了宣泄的快感，狂骂和谴责背后的真实性无足轻重。许多媒体把“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个大概念，置换成嘲讽中国作家的“娱乐新闻”，撇下国家的尊严，疯狂地为点击率、发行量和收视率忙碌，这意味着文学正在被传媒愚弄替代了。换一句话说，文学已经到了向大众媒体献殷勤的地步了。面对有损于国家形象的重要话题，中国网民的反映尤其热烈，几乎全国网民声势显赫地表示支持顾彬的观点，赞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

    时至如今，对这个夸张的颇招非议的做法，没有一个权力机关严厉指责与制止。相反，就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炮轰中国文坛”的同时，《震海听风录》节目在凤凰卫视资讯台播出，向全世界播出朱大可批评中国文坛空心化，成为庞大的垃圾厂。除此之外，当《财经时报》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时，朱大可说：“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家和作家赋予文学性的内涵十分激进，在欲望表演中登峰造极，他们愤然宣布与中国文坛分道扬镳：朱大可与文学离婚，余秋雨公开宣布封笔，声称自己不是作家，李锐申请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家族。其实，他们不过是沽名钓誉，以不俗为俗，没有超出文坛这个舞台，仍然在参加各种文学性话语圈里的活动，频频出版自己的作品，还没有脱离作为人本身的文学性，他们仅仅将自己的表演范围，圈定于同样具有后现代文学性的公众媒体。也就是说，出于人类共有的精神撒娇本能，他们自认为是世界级文学大师，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引人瞩目，经常道貌岸然地在大众媒体露面，发布惊世骇俗的个人宣言，只为了守住独尊形象，而将生态环境和话语平台弃置不顾。与此相反，如果将顾彬在“德国之声”的一次访谈，作为政治游戏来加以研究，那么文学固有的游戏功能，可能恰恰是一个等历史作定论的问题。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事实真相表明，顾彬教授并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在给德国中文媒体发来的电子邮件里说：“就这件事，我收到了许多信件，报纸的采访要求等等。那家重庆报纸显然歪曲了我的话。我肯定说过，棉棉等人的作品是垃圾（‘垃圾’二字是用中文写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我没有这样说。”

    这一切无不表明，大众媒体正在改变文学和公众的关系，尽管文学仍然标志着人类文化的尖端，来自后现代的新技术和新观点，不断闯入中国文坛，而作家则进一步增进了文学艺术和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制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风气。

作者：傅查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