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石：这是一个有戏的时代

 

    浮石，本名赵刚，曾任大学教师、净资产数千万元的拍卖公司老板，曾因涉嫌行贿被羁押看守所306天后无罪释放，现为畅销书作家，其长篇小说《青瓷》出版三个月内加印10次，北京国华星辰影视传播公司以100万元天价买下《青瓷》的影视改编权。

    书人书事

    一本《青瓷》，一些故事，多少感悟。

    读者大约不会忘记当年《青瓷》带来的震撼，为商？为人？权钱交易，关系哲学，这些都留在了品评《青瓷》之后，而且在一段时间，成为人们“妄说”《青瓷》的谈资。然而，《青瓷》本身的价值，却并不在此。它的价值，在于对造成这些“门门道道”的社会属性的一种追问和探求，可惜的是，却没有几个人读懂，或者，大家以为都懂了。

    这不免叫人遗憾。

    前不久，湖南文艺推出了《青瓷》作者浮石先生的另一本新书《红袖》，虽然视角转向了女人，但背景依然停留在“拍卖行业”上。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作者“青红皂白”系列的第二部，记者有理由相信，作者一贯的思维习惯不会有太多改变。读懂《红袖》，大约也就懂了《青瓷》，也就懂了浮石。

    3月1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浮石先生。或许因为有过在高校任职的经历，浮石回答起记者的提问，侃侃而谈，逻辑严密。

    “虽然提倡男女平等好多年，但现在的女性其实在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弱势。”

    记者：《红袖》号称是“以女性为绝对主角的长篇小说”，而且一写就写了近十位女性，为什么会选择女性作为表达的主体？

    浮石：从大的方面来讲，女性在生活中占了一半，而且几乎所有精彩的故事都是跟女性有关的，（我）不可能不关注这个群体。

    最重要的原因是，虽然提倡男女平等好多年，但现在的女性其实在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等很多方面还是比较弱势，我们应该用这种文学的方式把某一层面的女性的生存状态揭示或者说是给展示一下，引起社会对她们更多一些的注意。我认为我对女性的态度是很悲悯、很热爱也很尊重的。

    记者：小说的推荐语上写着“虽是女人的世界，却仍是男人的战场”，小说的结局也是，尽管女人们机关算尽，“近亿元的标的也落在了掌控她们命运的男人的手中”，似乎一如很多人都认为，这种悲悯带有明显的男权主义色彩。

    浮石：这可能是一种误读，停留在了事情的表面。我现在所关注的，只是那么一小部分、一个很狭小圈子里的一类女性，她们都有希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可是她们所拥有的可供利用的资源又很弱势，可能就采取了我们书里面所描述的权色交易的这种方式，来企图达到自己的一种目的。

    比如书里的几个主人公，一个是柳絮。一开始按照她的生活目标和理想，是能过上相夫教子的很平淡的家庭生活的，只是因为她怀孕期间丈夫的出轨，使她不能容忍，所以逼着自己面对所有的生存压力。进入社会、进入职场之后，她就会碰到需要她向社会来屈服的状况。因为她老公给她的打击，她觉得情感是不可靠的东西，几乎没有挣扎就屈服于生意的需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主动地利用自己身体的资源，去试图掌控命运，掌控周围对她有好感的男人，我们看到的，只是她被挟裹着往前走。

    说我完全以一种男权的姿态来看，对女性完全是一种蔑视的态度，我觉得我没有。反过来说，我们就是要看到这些奇异的花朵，怎么样慢慢地枯萎掉，然后我们就想，为什么我们没有让阶级姐妹在该开放的时候开放，该结果的时候结果？如果读者能够有意识地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我的目的。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自由度非常宽泛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是没有敬畏之心的。”

    记者：但是，这些女性虽然如你所说是被挟裹着前进，而且也在社会中处于一种弱势，那么是否真的便只有这一条路？我觉得这一点有些太过悲观了，也不会是当下社会的主流形态。

    浮石：这个其实是我想要说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对这个社会做一个描述，那么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我认为，是一个自由度非常宽泛的，既有的、传统的道德观念包括伦理的评估系统被彻底颠覆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是没有敬畏之心的，所有的人，男人或者女人，都会去做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但是，这种自由会把我们引向何方？其实是由不了我们做主的。

    我想通过一种并非皆大欢喜的、比较沉重的色彩和阶段性的结局来给读者提供一个思考的可能和空间。这个主题，会带有一些哲学的意味在里面，假如停留在表面，很可能就把这个主题给忽略掉了。

    记者：那么，你想要通过这些给读者传递怎样的信息指引？

    浮石：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教给读者什么东西，我只是说，自律这个问题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一个社会其实是需要，要么是宗教，或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一种道德的约束。我觉得更深层次的话题，在于一种道德的重建，是对社会公开公平公正的一种呼唤。

    我不觉得把一个故事讲完了就拉倒了，出于一种做人准则也好，作者的责任心也好，我觉得应该有这种主题滋生在我的字里行间，我也希望读者能去解读，但是我不会跳出来，把我一些想法用议论的方式去做。所以，在写《红袖》的时候，我使劲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使其不致外露。

    记者：您刚才说，社会需要一种自我的道德约束，所以呼唤道德回归。其实中国从来不缺乏道德，只是在这个时代相应地被忽略和弱化了。即使道德回归于每一个人身上，对于时代所造成的这种挟裹而前又能有多大对抗力量呢？

    浮石：不要指望一本小说短时间内改变一种状况。不错，社会并不缺乏道德，而是缺乏自觉的道德思索。但在承认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往前走一步会发现，道德感是从哪里得来的呢？这个社会并没有自觉地向我们的下一代灌输一种它认为不是伪君子的说教，没有能够身体力行的道德的训练。优秀的个人进入社会之后，也会被挟裹而行，关键是我们需要让新的力量把挟裹的力量消减掉。作家不能给予这种力量，但至少可以告诉你，你在被挟裹前行的时候，你追求的目标跟你最后的想法会有差别，起码可以起到警醒、提示的作用。

    “我不否认，《红袖》跟传统的小说方式有一些差别，可能这正是出乎读者意料的。”

    记者：从《青瓷》到《红袖》，你似乎一直着力于以拍卖行业为背景。

    浮石：我觉得这些故事放在别的背景，比如说房地产里面，或者说是招投标里面，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没有在上述这些行业里的从业经验，我很担心我给这些故事的背景会有不到位的地方，这会影响读者对我书中主人公的认同感和归宿感，所以我在《红袖》里也选择了拍卖做背景。

    但是这个背景，相对于《青瓷》，已经慢慢地弱化，它仅仅是一个背景而已。进去以后，树干是一个“拍卖”的树干，可是它的分支，涉及到一些秘书政治、升迁方式、还有两性交往方式，是完全展开了的，它展示的社会层面比《青瓷》要宽广一些。

    其实几乎每一个事情都是可以单独拎出来当长篇写的，但是我把它们放在一个小说里面，这样使得书的含量有一个极大的浓缩。所以这些话题，我希望能有被多重解读的可能性。

    记者：把这些东西在一本书里浓缩起来，固然可以增加书的信息量，但相应地，对于某一个问题的探讨可能就因此无法深入，也就无法深刻。

    浮石：我所要展示的，是要通过这样一条主线所派生出来的辅线，最后大家关注的东西是一致的，比如官场、情场和商场。反过来讲的话，我也没有做一种全景式的描绘，所有这些故事主线的人物，他们从主线到分支的时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但是我也不否认，它跟传统的小说方式有一些差别，可能这正是出乎读者意料的东西，也会给他们带来惊喜。

    记者：你有没有觉得，太刻意于真实性，实际上可能带来对作品艺术性的伤害？

    浮石：真实性并不仅仅在于一种表层的真实，而在于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的真实。第二本书我选择拍卖作为背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讨巧的事，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影响营销的事情，因为读者会自觉地把它归入到《青瓷》的同类里去。当然现在也无从选择了，但是在第三本书和第四本书里，我会选择远离拍卖。

    记者：第三本和第四本？是指“青红皂白”这个系列里的吗？

    浮石：对。第三本《皂之恋》我原本的设计是一个以律师为主线的，现在我的感觉是要把它丰满一下，有可能是把它放在房地产的背景，也有可能放在高校的背景里。因为我觉得房地产也好，高校也好，都是一个社会的热点，矛盾冲突也会更突出一些，房地产是因为财富的相对更为集中，而高校现在，很多负面的东西让人忧心忡忡。

    “我看过一些评论，他们对中国小说的前途是很悲观的，可我恰恰不这么看。”

    记者：田壮壮认为你的《红袖》是关注民生现状的严肃文学，我想知道的是，在对民生现状的关注上，你是怎么定位及切入的？

    浮石：主要还是从政商关系来切入，因为这是我的长处，我做过十几年的生意，也在高校工作过十几年，跟众多的官场中人都有过交道，我也看到和听到社会上有很多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手段企图走捷径，我只是把这些故事集中到一块，这些都可以在社会中找到原型。

    记者：可是我在小说中看到的，并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被挟裹，而是因为更大的欲望。

    浮石：你的这种感觉也是对的。当然我写的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底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人。人的能力和欲望之间总是有差别的，可是很少有人看到这种差别，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种差别。现在就是没有人告诉他，其实你可以通过控制你内心欲望的方法，来换取你内心的平衡和幸福指数。

    我说过《红袖》是一本适合慢读的书，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解读，我写的时候，也埋了一些话题在里面。我没有就一个话题谈得很深，但我希望这些话题能够引发社会上即使是聊天式的探讨，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

    记者：写作者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浮石：我觉得首先要见证这个社会，我一直强调作品要描述当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如果我觉得我抓住了某一个行业或者区域里一部分人的特点的话，我要把他真实地呈现出来，这就完成了我制作标本的意义。

    我看过一些评论，他们对中国小说的前途是很悲观的，可我恰恰不这么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有戏的时代，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变化带来的观念的冲击和变革是很大的，无论是在这个环境里如鱼得水，还是无所适从，都是对人在这个时代里一种比较准确的界定。这种左右摇摆的状态，就会产生很多的故事，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东西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下来的话，那些企图从外面世界来看中国的人，能够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看出当下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到十几二十年以后，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段，我们是如何经历的，我觉得这就是作家的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不在于他给这个社会虚拟一个什么道德的规范。

    记者：要做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浮石：对，对。

作者：刘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