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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与新疆文学

2008年03月19日 10:06:43 稿源: 伊犁晚报 评论 订阅新疆手机报

    在新疆作家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老舍先生。这位新中国第一个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对新疆多民族文学也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爱和缘分。有三件事为证。

    第一件是:1957年5月25日,新疆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会上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老舍,和当时的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严文井一起,前来祝贺。我当时尚在大学读书,1958年9月分配到新疆文联的《天山》文学月刊工作后,才多次听到曾参加那次会议的小说家何永鳘、权宽浮等谈及老舍先生留给他们的难忘印象:当时老舍先生50多岁,显得清秀潇洒,穿一身黑呢中山装,拄一根手杖,开会不坐沙发,只坐硬板凳,后来才知道他患有坐骨神经痛,看起来身体并不太好,但只要和各族作家在一起,他总是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十分坦诚而又机敏幽默。他们说,听老舍先生讲话真是一种享受,让人受益匪浅。

    据当时《新疆日报》报道,老舍和严文井是5月22日飞抵乌鲁木齐的。5月23日他俩参加了在人民剧场举行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5周年的晚会,和新疆的各民族作家见面并交谈,严文井还专门介绍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的情况。5月25日新疆作家代表会议正式开幕,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新疆文联主席的赛福鼎作了题为《让各种“花”都放,让各家都“鸣”》的讲话。老舍先生作了题为《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极其美好的百花齐放的园地》的祝辞。这个题目本身就饱含着他对新疆文学的深情祝愿。他一开始就说:“我从北京动身之前,并没有准备好一篇公式化的发言。我愿意在到达久已倾慕的乌鲁木齐之后,向朋友们请教了之后,再预备几句亲切的心腹话。简单的几句知心话,总比千万句空洞的祝辞更有意味。”这就是老舍的风格,即使是在最庄重的场合,他的讲话总是在平易中透着睿智,在热忱中透着幽默。

    他讲话的重点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理解。他说,要实践百花齐放,首先要取消以行政命令方式干涉创作,必须尊重创作自身的规律;要打破一切清规戒律,作家应大胆地创作,编辑应大胆地放手刊用;要去掉粗暴的批评,扩大民主作风,等等。还说到各民族作家要互相尊重各自的文艺传统,他说:“京戏若同化于话剧,甲民族的创作若同化于乙民族,便取消了百花齐放,便不能彼此竞赛,也无法互相学习。这好比是玫瑰与丁香,各有各的开法,若勉强叫丁香开得像玫瑰,便不一定有益于玫瑰,而肯定有损于丁香。”同时,他十分强调各民族要互译文学作品,深化文学交流。他说:“我以为,没有别的东西能像文学作品那样会使彼此从心灵上相互了解的。”最后,老舍先生深情地说:“全国文艺界都深信在分会成立之后,多民族的新疆必将成为灿烂如锦的一片百花齐放的广阔而腴美的园地!”这些话,我们今天读来,仍是那样新鲜,富有启迪意义。可惜,1957年的春天是那样短暂,不久,“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场扩大化的反右风暴横扫全国,文学园地一片凋零。从此,“一花独放”代替了“百花齐放”,老舍先生对新疆文学的美好祝愿也被整整耽误了20年!

    老舍和严文井在新疆期间,还和新疆各民族作家,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工作者多次座谈。可以说,老舍到哪里,就把友情和笑声、经验和智慧带到哪里。在回答业余创作问题时,他劝告青年作者千万不要过早地离开工作岗位,去做专业作家,应该固定在一个地方,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深入研究生活;虽然是在一个地方,那经验也可以使你终生受用不尽。他提醒大家不要作“孤家寡人”,要生活在群众中间,养成好问事的习惯,“上自绸缎,下至葱蒜,要像小孩子那样好奇求解。新疆作者还特别应当珍视自己所处的这个多民族的丰富的生活环境。”他谈到有些作者在写作上的偏向:一是把小东西撑大,空洞拖沓,一是以多为胜,急于求成。他提出写作应当是“抓新的,写旧的”,就是说,一边了解、消化新的东西,一边写已经熟悉消化过的东西。这些真知灼见对大家启发很深,当时就有人说:“闻老作家一席谈,胜过苦读十年书。”即使今天重读,不也令我们深长思之吗?

    另一件是我亲身经历的:1960年,《天山》文学社编辑了一本《新疆兄弟民族小说选》,我当时是刊物的评论编辑,编辑部指定我作文字校订并撰写前言。前言曾以《新花含露塞上红》为题在《天山》1960年元月号发表。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老舍先生看到了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天山文采》一文,发表在1960年第9期《文艺报》上,他热情称赞:“这样一本小说选的出现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不到前例的。”,并引用前言中的一段话,来充分肯定这本书整体上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准,赞扬它在向汉族读者推荐兄弟民族小说的优秀成果,促使我国多民族文学相互交流上的开创性意义。接着,他对一些优秀作品作了十分简洁而又精到的点评。如说赛福鼎的小说《吐尔迪阿洪的喜悦》,做到了“惜墨如金而能情文并茂”;指出祖农·哈迪尔小说的审美价值在于:“他塑造人物的本领和幽默的笔调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锻炼》我已读过两遍,还愿再读几遍。”他称哈萨克族小说家郝斯力汗是“有自己风格”的作家:“不论他写什么,他总会精巧地用民间谚语与人民的语言,使他的笔墨既自成一格又富有民族智慧。”这些评论是如此精确,要言不烦。这不仅表现了一位融满汉文化为一体的文学大师对兄弟民族作家的高度赞誉,而且也是对新疆多民族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示范和促进,对我来说,更是终生难忘的鼓励。

    第三件事是:1955年,老舍先生曾给当时还是维吾尔族青年诗人的铁衣甫江送过一个酒杯,那是雍正年间的青花瓷酒杯,它不只是平常的酒器,而是具有珍贵文物价值的纪念品。直到1979年春,劫波度尽、重新为祖国第二个春天歌唱的铁衣甫江,写下了一首深情怀念老舍先生的诗《老舍赠的酒杯》,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老舍先生赠我的这个酒杯,

    我已用它喝了二十五年。

    你即使把我叫做酒徒也罢,

    我还是盼着用它,

    再喝上那样长的时间。

    遗憾的是,在那动乱的黑夜,

    我未能把它保护得完好无损,

    给它招致了裂纹创痕。

    而这裂纹更使我想到,

    老舍先生当时的心境。

    我把它擎到唇边,

    仍像在先生面前就教移樽。

    不知是何原因,

    每当用它饮罢,

    酒劲倒使我更加清醒。

    让人扼腕长叹的是,铁衣甫江写这首诗的时候,老舍先生离开我们已有13个年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老舍先生不堪迫害,自沉太平湖,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作了最决绝的抗争,也为中国文化人留下了一股浩然正气,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尊严和良知。而用老舍赠的酒杯饮了25年酒变得更清醒的铁衣甫江,也于1988年英年早逝。

    两代文豪先后离去了,但那只即使残缺了的青花瓷酒杯应该还在,它不只凝结着老舍和铁衣甫江的个人友谊,也象征着两个民族、两代作家之间的友谊,更令我们想起前辈作家曾经历过的那些创作权利和人格尊严横遭践踏的荒唐岁月,从而更加珍惜正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

作者:陈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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