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性质,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了。当我读到程相申的《南方大雪》(刊于2008年3月5日《伊犁晚报》B05版),便信了诗歌的力量是情感,是悲悯,是摇撼人心的人文关怀,尽管这种人文关怀要靠审美的手段得以实现。
过去不久的那场发生于南方数省的旷世雪灾,带给国人的记忆是深刻而疼痛的。对于凡俗人等过去就过去了,对于诗人敏感多情的心灵非留下痕迹不可。因此,如果划开随便哪位有些阅历的诗人的肚皮,那颗柔软多汁的心肯定伤痕累累。诗人是真善美的肉体形态,是良知和良心的化身。《南方大雪》证明了程相申作为一个诗人其可靠的道德背景与可信的艺术才能。“上天在开玩笑吧/那些不应该下雪的地方/突然莅临的暴风雪/扭伤了许多人的呼吸/变换着人们无法应对的/隐隐作痛的生活方式”。作品一开始就把读者的目光牵引至事件本身,明写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雪,暗写在命运神秘巨大的重轭下,人们“无法应对”以致“隐隐作痛”,从而揭示出人生苍凉、苦难的真相和现实图景,“这是一些多么沉重的字眼啊/死亡/亲人走失/精神失常/伤悲刺痛着血脉相连的/十三亿人的心脏”,叫人触目惊心,但人性中坚硬闪光的颗粒、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党和政府人本主义的介入构成强劲的支撑,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展现一幅可歌可泣的壮丽画卷,“这又是一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人与自然/良心和爱心的/较量与汇聚/让人想起一九九八年的洪水/以及洪水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感动”。感动国人更感动了身处遥远而心灵在场的诗人,“其实这几天/我还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在西北阳光如此明媚的天空中/我祈祷我流泪的双眼/能够减少苦难/我甚至想把西北的阳光/移植到南方/让我在暴风雪的呼啸声中/代替那些南方的亲人们受伤”,一派赤子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诗人是天生的“情圣”,有大爱发乎心而形于言。这应该是诗人和诗歌的价值核心与理应担当的历史使命,这一点由中外文学史上屈原、杜甫、辛弃疾以及雪莱、雨果、普希金等人的生平与创作中俯拾皆是。可曾几何时,这一优秀的诗歌传统却被某些诗人弃之如敝履,舍“大我”而取“小我”,背“大爱”而趋“小慧”,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难入其法眼,一味地纠缠于所谓“私人空间”、“个性化写作”,又不能上升至普遍意义的高度,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使得自我精神枯槁;“曲高和寡”,使得大众愈来愈远离诗歌。如果这仅是对违反创作规律的“集体主义”的一种反拨倒也有些道理,如果纯粹出于文学上的“自恋”实在是一条歧路。《南方大雪》让我们听到了来自诗坛的那种健康的声音,看到了诗歌的希望,真令人高兴。
本诗是一首政治色彩很浓的作品,涉及的题材既“大”且“硬”,处理不好容易以“义”伤“文”,这为许多作者所胆怯而小心避开。《南方大雪》由于对情感的有效调控,对细节的恰当强调以及对诸多意象的鲜活经营,从而使“大”而且“硬”的题材柔若无骨,实现了“软着陆”,这不能不叫人对作者高超的手艺心悦诚服。
自然,《南方大雪》是一首成功之作,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将真诚的人文关怀与对重大题材出色的处理融为一体,使我们收获了一次灵魂的净化和审美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