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这个岁数,对事物的判断就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对自己也曾经写过的“锦上添花”式的文字有了戒心,觉出它们的轻佻,没有根基,属于“虚假的浪漫主义”之类;觉得真正的美一定有一个苍凉甚至苦难的背景,无论人生之美还是艺术之美,犹如天山雪莲,处冰雪而绽放。
说这番话是因为读到程静的《西域爱情》(刊于《伊犁晚报》2008年2月16日11版),几乎人所皆知的四位古西域女子的情感经验被诗人化出忧伤的美丽,白雾一样笼罩我们缠绕我们浸润我们,令人玩味良久,心生悲怜。这正是作者想要的结果。
程静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审美的回溯。
读过《穆天子传》的人都知道周穆王和西王母于瑶池之滨历经的那场惊世骇俗的爱情。由于1940米的海拔高度和年代的久远,使它更像一个梦境一个神话一朵转瞬即逝的云霞隐匿于历史深处,令人浮想联翩,唏嘘不已。撇开其明显的政治意义不说,那份悬于半空的绝尘的凄美就够让人怦然心动了。“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是圣贞的西王母对爱情的追问,也应在朝秦暮楚的现代人心间浮起余音袅袅的回声。细君和解忧的故事为我们耳熟能详,两位汉家公主肩负“和亲”使命先后远嫁乌孙,但由于思乡之心切且不能适应草原生活,善书画通音律的弱女子细君仅盘桓五载便香消玉殒,留下一支哀婉动人的《黄鹄歌》,响彻古今,开边塞诗之先河。当然细君的个人悲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中最具审美价值的是那份浓得化不开的思乡之情,或者还有对故国恋人的思念,这正是人性中最珍贵的元素,和后来的解忧相比,细君的情感世界更接近本真,也更纯粹透明。而解忧是一位奇女子,虽然她的心中不乏悲伤与乡愁,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化解了这些情感纠葛,从而使爱情生根,和亲事业如火如荼。可以说解忧是一个自我超越的典型,是一个爱情上的现实主义者,其理性和高超的生活智慧令许多须眉男儿也自叹弗如。但我们不禁要问,让一个小女子背井离乡担负起如此重大的使命是否合理?更别说一颗饱受汉文化浸染的心灵在“遵其国俗”的指令下,经历过怎样的挣扎。因此,在人性层面上,解忧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叫人伤感的背影。而伊帕尔汗的爱情本应在其故土喀什噶尔开花结果,却被强行移入皇帝的后花园,这对于一位忠实于内心的弱女子来说,无异于谋色害命,最后的结局自然是抑郁而死。伊帕尔汗的悲剧在于强权对于一个人情感生活的粗暴介入,从而发人深省,具备了基本的审美因素。
应当说,程静对这四位女子情感生活的把握基本是到位的,无论是西王母的“爱情在半空”,细君的“爱是乡愁”,还是伊帕尔汗的“爱情水土不服”都一语中的,令人信服。只是解忧的“前世之缘”似滞于表象,有可商榷之处。在对故事的具体解说上,作者充分发挥了散文诗之自由舒展又诗意盎然的文体特色,在这个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广阔空间里匠心独运,挥洒自如,使解说既脉络清晰又精彩纷呈,如“云杉和塔松的挽歌,使草叶上的露珠无法入睡”(《西王母:爱情在半空》),“她端起葡萄酒杯,手指颤抖,猩红的汁液洒落内心的秘密”(《西王母:爱情在半空》),“草原深处,大片大片的罂粟花突然盛开,像一场无法逃避的命运席卷而来。在一只羔羊的眼睛里,她看到死亡诡秘的微笑一闪而过”(《细君:爱是乡愁》),“一个汉家女人的足印在乌孙土地上开出雪莲花”(《解忧:前世之缘》),“她的美貌是高处的灯盏”(《伊帕尔汗:爱情水土不服》),可谓俯仰之间,俱是珠玑,其卓越的才情可见一斑。
无疑,《西域爱情》算得上成功之作,在本地近期的散文诗创作中堪称上品,值得嘉许。作为伊犁河谷颇有建树的一位青年女作家,程静集良好的文学感觉、真挚细腻的内心状态以及对语言不俗的悟性于一身,让人不能不对其刮目相看,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