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神抗争的诗人——记克里木·霍加

    1958年，我到新疆文联工作时，精通汉语的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是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的副秘书长，我的顶头上司。他那时可谓春风得意，他翻译的《黎·穆特里夫诗选》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写的维吾尔格律诗《柔巴依》常在《诗刊》以及《人民文学》上发表，深得读者的欢迎。他是我这个小编辑仰视的当红诗人兼翻译家，再加民族、年龄的差距，我们之间的交往自然不多。

    “文革”一开始，他被打成新疆文艺黑帮骨干分子，而我也挨批判，大家“黑”在一起，彼此彼此，相互间的关系反倒平等了、亲和了。我和克里木·霍加就是在“文革”中成为朋友的。

    1969年，我们都进了乌拉泊五·七干校，克里木·霍加成了“乌斯达”(匠人)，打土坯、浇水、宰羊他都是能工巧匠。特别是浇水，三人一班，他常是我的领班，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开沟，怎么堵渠，怎么把水引向高处，浇匀浇透等等，教得十分认真。后来，我俩又一起调到了炊事班，我在“白案”，主要是揉面、蒸馍，是个力气活；他在“红案”，负责宰羊、切肉等活，既要有力气，又要有巧劲。“文革”后期，干校面临无人管的状态，气氛相对宽松，“改善生活”成了“第一要务”。那时，炊事班养了几十只羊、一匹马，羊在南山托人代牧，马主要由克里木骑乘。当年的克里木·霍加，正当盛年，长得很帅，高挑的身材，宽长的脸上五官分明，双目极有神采，还有一头自来卷的长发。每当我看到克里木骑上枣红马，威风凛凛，卷发在风中一起一伏，向南山疾驰而去时，就知道食堂又要吃羊杂碎、手抓肉了。果然，没过多久，克里木在马上怀抱着一只肥羊回来了。一下马，到厨房拿了刀具，三下五除二，不到两小时，羊肉就煮在锅里了。他宰羊时，不少人在旁边围观，称赞他的活做得利索、干净。这时，他会笑着说：农家子弟，谁不会宰羊啊？年年过库尔班节(宰牲节)，从小看看也就会了。

    说来也巧，1974年，五·七干校结束时，我们都搬进了乌市民主路春风巷29号的文联家属院，成了邻居。当时他的居室只有小小的里外两间，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但他夫人———金发的塔塔尔美人高克丽亚总能把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这期间，克里木·霍加参加了集体翻译《红楼梦》的工作。他多次到我们家来谈对某个词、句、细节的理解，怎么翻译最准确。我们也喜欢《红楼梦》，帮他查词典，找注释，一起讨论。有一次，他说第五回很关键，让他绞尽脑汁，已整整花了一个多星期。我们也觉得这一回里的红楼十二支曲诗词，多双关、隐喻、嵌字等汉语修辞手法，隐含了十二钗的名字，难度很大，维吾尔语能翻译过去吗？他说，维吾尔语里也能找到相应的表达，如宫廷诗里就有。有一次，他问，《红楼梦》到底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神秘主义、唯美主义呢？为什么要设计疯跛道人、癞头和尚这两个来无踪、去无影的人物呢？他又自问自答，《红楼梦》真是一本包罗万象、深不可测的奇书啊！有了这一僧一道，不就把天上和人间、现实和梦幻连接在一起了吗？我点头称是。的确，他对“红楼”的理解比我这样的汉族读者要高明多了。他作为维文版《红楼梦》的主要译者之一，功莫大焉！

    和克里木·霍加同在春风巷居住的四五年时间里，有两件事是忘不掉的。一件是70年代中，街道居委会布置建立“社会主义红色大院”，每个大院都要起一个革命化的名字。我们家属院在开会时有人提出：克里木和陈柏中都是秀才，让他俩给大院起个好听的名字吧！克里木·霍加当仁不让，吟出毛主席《卜算子·咏梅》中的诗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就叫“丛中笑”大院吧！大家都说好。于是他用维文，我用汉文，将“丛中笑”三字镌刻在大院门楣上，这算是我和他的第一次合作。

    还有一件事就不怎么愉快了。一次，克里木·霍加向我借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解释》，这也是我和老伴喜欢的“红宝书”之一。因长时间未归还，我就催他，他一时说未看完，一时又说另一位朋友拿走了。我多催了几次，他竟说：“不就是一本书吗？我设法赔你就是。”当时我听了很不舒服，似乎讨回自己的书反而有错了。这本书最终也没有要回来。自然，这是小事，不影响他仍是一位可爱的好诗人。

    诚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春风满面，诗情喷发，写出了《春的赞歌》、《投枪集》、《致诗人》、《哈密拾零》、《夜莺和春天的对话》等好诗，他从政治上、道德上、艺术上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歌唱第二次解放；他的忧愤是深广的，歌声是真挚的。改革开放初期，他的诗曾在全国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多次获得全国大奖。他也被推选为中国作协理事、《诗刊》编委。我对他的诗也十分喜爱，萌动了评论他诗歌艺术的念头。为此，我和他有过几次长谈，他坦率地向我介绍他的家世，他某些诗的构思过程以及他的诗歌观。他十分推崇汉族古典诗歌的“意境说”：“我写诗总是先有感情的触发，意境的孕育，然后再去找最适合的表现形式。我一直坚持这样做。”他的诗所以情真意切，耐人寻味，正是汲取了汉族古典诗歌和维吾尔民歌的营养，又能融会贯通、自创一格的缘故。我在反复赏读他诗歌的基础上，写了《献给祖国的赤诚的歌》、《祖国春光的不倦歌者》、《克里木·霍加诗歌艺术探微》等评论文章，有的发在《文艺报》、《民族文学》上，有的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这算是我和他的第二次合作吧！

    正当他处在创作的最佳状态，不幸得了肺癌。1983年9月，他在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手术，我和郝关中等几位老朋友去探望他。他清癯消瘦的脸上依然漾着笑意，我们一时找不到宽慰他的词语，不想他却先开起了玩笑：“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你们猜是什么梦？”“是梦见故乡了？先人了？”“不，我梦见死神了。死神轻轻地从天窗飘入，倒是文质彬彬的样子，温和地说：‘受真主的差遣，请你随我上路吧！’我说：‘不，我的事还没做完，我的诗还没写完，我羞于去见真主啊，就请你转达我的申请：再宽限几年吧！’死神沉默了一阵说：‘你是诗人呀，那就后会有期！’说着，就悄然消失了。”我们听完，也动情地说：“是呀，死神也崇敬诗人呀！”他自豪地说：“尊敬诗人是我们维吾尔人的传统！”克里木·霍加手术后又翻译和写了不少诗，直到1987年，大概他觉得该做的事做得差不多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世。

    这之前，他叮嘱家人，他的骨灰就埋在乌鲁木齐市郊东山公墓，和最普通的底层人民在一起，化作春泥，潜入祖国大地……

    在他逝世一周年时，我写了篇悼念文章，题目是《莫辜负春雨的情意》，因为他常把自己比作“霏霏的春雨”，他一生都在歌唱祖国的春天。

作者：陈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