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每个女主角都有10%的我

    一直认为，在当代的汉语写作里，严歌苓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她不像残雪那样，在荒诞的故事结构里着力开拓和挖掘深层的精神世界；也不像哈金。哈金小说中的那种寓言式的格调，又或者幽默的笔法，是不会出现在严歌苓的小说里的。严歌苓的特别，或者在于她的文字总是华丽而简练，她笔下的故事总是有趣而传奇；又或者在于，那些在她作品里鲜活的女性形象，和这些形象背后，直抵灵魂让人震颤乃至震撼的人性描摹与智慧的思考。更让你讶异的是，在严歌苓速度不慢的写作里，那些女性形象都是个性鲜明的“这一个”。《扶桑》里那个不哭不笑不闹的扶桑，《第九个寡妇》里那个无知无畏的王葡萄，《少女小渔》里那个善良至极的小渔，让阅读者过目难忘。

    只是，严歌苓长久旅居国外，新疆的读者多少有些陌生了她。2006年，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全国第16届书市上，严歌苓曾携《一个女人的史诗》来访，遗憾地，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客观地说，在国内，对于严歌苓的关注度、她的声名与文学地位远比不上其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幸而，在作者看来，这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我离得很远，我很少去听我自己是在什么位置的人，我只管自己写自己的，写得快乐就可以了”。

    今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严歌苓的新作《小姨多鹤》。小说以二战尾声为时代背景，围绕日本少女多鹤被卖给一个中国家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样一个故事展开。个体命运与动荡时代紧密交织，残酷现实与温情生活相依相生，貌似离奇故事却有历史真实记忆，《小姨多鹤》一问世，便引起诸多关注。与之前出版的《第九个寡妇》相近，《小姨多鹤》的历史背景也是放在了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其实，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与这一段历史有关。为什么严歌苓偏爱观照这一段历史？她是否也和多数女作家一样依托个人的经历来塑造小说人物？5月17日，恰逢严歌苓回国几日，记者带着疑问长途连线采访了她。

    严歌苓的语音温婉悦耳，声调不高，言语间却自有一种我行我素的洒脱。也许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太长，她说汉语的时候大多采用一种倒装的句式，句子里偶尔还会夹杂几个英文单词。严歌苓来过乌鲁木齐，提到这座城市给她的印象，她兴奋得有些孩子气地说：“非常异域风光的，看了表演，歌舞、杂技什么的，感觉很像大巴扎。”虽然严歌苓的作品大多探讨的都是严肃甚至沉重的话题，但她本人却不乏幽默，记者问她要照片时，她在电话那边说：“什么样的照片？挤眉弄眼的吗？”说着，她自己也笑了起来，那笑声，很爽朗。

    □人物名片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曾做过舞蹈演员和军旅作家。1989年赴美留学。代表作有《扶桑》、《人寰》、《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女房东》等，短篇小说《天浴》、《少女小渔》被改编成电影，并分获“金马奖”七项大奖及“亚太影展”五项大奖。近年新出作品有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

    □对话

    “所有的作家都是愿意写女人的”

    记者：《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一样，带着很传奇的意味，据说您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去了3次日本，这里面有怎样的故事？

    严歌苓：这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呢，我确实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就是在文革当中，我的朋友上小学，他们班的两个同学是一对双胞胎，老是穿得特整齐，虽然也是补补丁的衣服，但是补丁熨得特别特别平，头发也理得特别干净，所以就特别扎眼这两个孩子。最后，有人说看见他们家有个女的，那女的也不是他们的妈妈，但给他爸穿鞋，跪着。在文革当中就“挖”他们，“挖”出来一个大的丑闻，就是那个女人是日本人，是这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大概是28年前听到这个故事的，觉得这个故事倒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一直觉得有意思，但是，我觉得不认识日本人是不敢写的。因为去日本要花很多的钱，要请翻译，一直到我下了狠心要花这笔钱了，然后才去找到当年这些真的被卖到中国人家的人。

    记者：从《扶桑》到《第九个寡妇》再到《小姨多鹤》，您对女性形象情有独钟。有一种说法，说女作家在自己作品的题材以及人物塑造上大都不愿脱离自己个人的经历写作，

    严歌苓：所有的作家都是愿意写女人的，过去采访我的记者说我怎么把女性写得那么好，我说男作家都把女性写得不错。我觉得，写女性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女性很感性，她的行为也就稍微少一点逻辑，变数大一点，戏剧也就容易发生一点。另外，我了解女性，我自己是女人。但是，我的作品中的人物都跟我自身很远，只是每个女主角身上都有一点我是可以和她们认同的。在我的每一个小说里面的女性，我都可以或多或少把一点点我放进去，至少是百分之十的我。

    记者：《小姨多鹤》这部作品中的两个女主角多鹤和小环可以说各有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对立的形象，在写作的时候，您是怎样把握这两个女性形象的？

    严歌苓：因为我对日本人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有过日本人朋友，我也去过日本这么几次，我觉得她们日本女人跟我们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非常完美主义，非常绝对，温柔下面藏着的那种极其……近乎可以说是蛮野的那种力量，特别坚持原则，反正是和我们中国的以小环为代表的，极其包容、怎么都能凑合往下过的、非常有生命力的女性是很不同的。这个故事是写小环，写中国人的。

    “我要用我的女主人公坚持一种东西”

    记者：无论是《小姨多鹤》，还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您笔下的女性似乎都在某一方面很执著。

    严歌苓：徐晚江不执著吧？少女小渔也不怎么执著，少女小渔属于很善良的人，所以她怎么说呢，用英文来说，就是比较easygoing。后面塑造的（执著女性）。你说的这个（执著），跟我这几年对中国整个价值观的疏离有关系。我觉得，每天都让我看到我自己也在走样，被大家都遵循的价值观弄得自己也是觉得“我这样走对吗？”所有周围的人都在挣钱、买大房子，不由得你不去被这种杂音、噪音所干扰，有时候自己也去想想这些很无聊的事情。我知道不该这么想，应该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我就急急忙忙地想要逃出去，想回到我的那个书斋里去，去写东西。所以，我要用我的女主人公坚持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哪怕再再渺小，那是能够使她们的生命产生定力的，所以管它这个东西是什么，她们都去坚持，我也希望我自己能这样。

    记者：《小姨多鹤》这部作品有一句话是“你多去向人家去学学（xiao）”,您特地在“学”字后面加注了拼音，为什么要做刻意的提醒？

    严歌苓：那就是东北音嘛，我就是要让她们感觉到有一点点东北风味在里面。我觉得方言永远比正规的官方语言要生动，很多方言里的那种幽默，简直是让我觉得叫绝。我非常喜欢方言，我自己也喜欢去讲，像四川话啊，包括上海话里面也都是有一些幽默的，还有那个东北话、河南话，这种方言的味道真是太有意思了。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全都写成方言小说，但是你放上一点点，就是让那个味道出来一点点，我自己感觉非常好玩。

    记者：《小姨多鹤》里大多描写的都是琐碎的日常生活，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严歌苓：一个中国人家庭和一个日本人的两种文化在这种琐碎当中的磨合，然后磨出骨肉式的感情，他们不可能有大的戏剧，就是两个女人一个男人，怎么过下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挑战，这就是这个小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距离会给人审美上和判断上的益处”

    记者：您创作的有关移民题材的作品有很多，包括《花儿与少年》、《扶桑》等，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题材？

    严歌苓：移民生活那段创作确实是我创作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最最刺激我的想象力和创作冲动，满眼都是新鲜新奇的东西，周围的人物、所有他们跟我讲的事情，那时候非常的敏感，语言还没有完全流畅，感官全是打开的，所以接受别人采访的时候，我就说我是用第六感觉深入生活。因为你的听力和说话能力这种普通的交流都是受阻碍的，所以人就变得非常的内向，对所有事情的思考也好、感知也好都非常戏剧化，你自身也就把它戏剧化了，这就是我那时候为什么写了那么多作品的原因。当然，那时候写作也是为了养家糊口。虽然我不用养家，但是作为一个学生，最开始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动力之一，赚稿费、赚奖金。

    记者：说到您作品的历史背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在您的小说里出现得更多一些。

    严歌苓：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由于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定位不同，每个人所反映的同一段国家的历史也就不同。像《一个女人的史诗》里面的田苏菲呢，文化大革命里她最受益了，虽然她没吃没穿，但是，她丈夫是属于她自己的，这是她最最甜蜜、最最满足的一段时间，所以对她来讲，看到丈夫一得意，又属于别人了，她希望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吧。就是说，她的身份，她个人的经历和她的情感的不同，同一段历史对她的影响也不同，所以她的史诗是这样的。像《小姨多鹤》里张俭这一家人，他本来也就是一个工人，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家人，由于战争给他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创伤，这两国人都需要来治愈的这么一个创伤，在这样一个长的时间里面，他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实际上，他们一起生活下去的过程就是要治愈这个创伤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记者：您身居海外来关注国内题材的时候，和您在国内来写国内题材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没有？

    严歌苓：在国外，我自身感觉上的变化就是少一些禁锢吧，我现在大概是很少想到“这个能写吗？”“能不能发表？”这样的问题。从角度来说，读了那么多外国语言的著作，又多了一种语言的营养。在视角上，我在国外毕竟能更直接地看到一些国外的文学著作吧，肯定也会有所触发。有时候，一种距离会给人审美上和判断上的益处。我现在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回来以后就觉得，文革那么大一桩事情，怎么会那么多故事出来，在哪个国家来讲，它都是一个文学的“富矿”，都可能会利用这个矿藏，但是因为有很多的原因，不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我是一个在国外生活近20年的人，禁锢感会淡一些。

    记者：有一个叫施站军的评论家说过一句话：“《小姨多鹤》激活了中国式伦理文化中的恕与亲”，他认为这本书是我们今天的汉语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一个理由。您怎么看当下的汉语文学创作？

    严歌苓：我觉得好的作家，沉得住气的作家还是有一大批的，不被市场影响的还是有一大批。被市场影响的或者说是很火的作家有很多还是比较可以。但是不是可以写下去？能写多少书？真正的质量有没有？我不是搞文学研究的，所以我看得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