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夫妇赴伊犁前夕

    眼前是一张40多年前的老照片：背景是万古长青的天山云杉林，头戴鸭舌帽、身穿宽松风衣、瘦削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王蒙，和衣着简朴、短发齐耳、面带纯真微笑的崔瑞芳并肩而立。这是1965年9月，刚过“而立之年”的王蒙与夫人同赴伊犁的路上，在二台小站留下的珍贵纪念。每每凝视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王蒙赴伊犁前夕的那些往事。那是1965年初春，文艺界已是一片肃杀之气。王蒙从南疆麦盖提深入生活回来后，就再一次被剥夺了创作权利，他已发排的报告文学《红旗似火》又被撤了下来。在作为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艺整风”中，就有人提出：为什么要把北京的大右派网罗到新疆来？当时新疆文艺界的领导——文联党组书记刘萧无、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林勃民清醒地意识到：再把王蒙留在文联机关，不仅对王蒙来说无异于坐以待毙，而且也会殃及他们自身。因此，他们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决定让王蒙到更偏远的伊犁去，对外说：把王蒙下放了；对王蒙说：让你去伊犁民族地区长期锻炼，体验生活。用意是下去避避风头，日后再调回来。在我印象中，王蒙对领导的这番良苦用心是十分理解的。他欣然同意，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安排了，并立即着手去伊犁的准备工作。

    问题是是王蒙一个人去，还是全家都迁去？当时，不少好心人和朋友劝告他们说，那个地方临近边界，生活艰苦，又是民族地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再说身边还有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还是让王蒙一个人去为好。但瑞芳十分坚决，认定了有苦一起受，有难一起挡，只要两人在一起，边疆也是家园，就是天涯海角也心甘情愿。王蒙认为语言不通，正是逼着他学习维吾尔语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决定王蒙先去伊犁。在乌鲁木齐七中教书的瑞芳一面申请调动，一面利用暑假把两个孩子送回北京姥姥家，等把伊犁的家安顿好了再接回来。

    八月中，王蒙来乌鲁木齐搬家，瑞芳办好了调往伊宁的手续。他们几乎是以一种急切的心情做着各项准备。把从北京带来的书籍、家具或分送或存放到朋友家，一张水曲柳写字台放在老都(幸福)家，一张小床和一个硬木小饭桌实际上是送给了我家，让我的女儿用。他们只带了必备的书籍、衣被、日用品和转椅、简易沙发等少数几件结婚时置办的有纪念意义的心爱家具。通过熟人，找了辆长途货运车，托了行李，开始了西行复西行的人生之旅。

    临行前的晚上，他俩就宿在我家。因为当时我家住在西北路区总工会所属的教工俱乐部院内，离他们搭车的老满城货运站较近，步行可到。那时我们的住房条件很差，简陋的土屋平房，火墙把房子隔成里外两间，里间住人，外间一个土炉子，一张单人床，放些东西。他俩十分随和，不容你谦让，非要住外屋，说这就很好，又临时搭了张行军床凑合。当晚，王蒙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只一味地说，伊犁这个地方真好，风光好，水土好，老乡更好，上上下下对他很热情，生活也习惯，要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本来想找些话来安慰他俩，这时反而显得有些多余了。只说，作家需要多种多样的生活，这次到边远的民族农村去锻炼，体验生活，凭王蒙的才智，将来一定能创作出传世的好作品来。他俩赞同地表示，下去好，下去好。面对明晨就要踏上的前途渺茫、吉凶难卜的人生旅程，他俩意态从容，乐观淡定，没有伤感，没有悲怆，更没有抱怨，倒像是家常过往，结伴旅行，甚至还有几分兴奋。他俩的态度使我们原本有些沉重的心也变得轻松了些。次日早餐后，目送他俩踏上旅程。

    多年以后，我们才理解被瑞芳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王蒙，那份善于化苦为乐，在艰难困厄中也能享受生活的豁达自信，源于他坚定的人生目标和文学信念。果真，他把巴彦岱当作了学习语言、学习人生的大学校，六年后，他以一口流利的维语，在维吾尔老乡中间如鱼得水的新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段生活也使他日后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正如他对自己人生态度的概括：潮消潮涨珠无恨，花谢花开果自香。

作者：陈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