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丽娜,是我小学的同桌。她的父母在粮食系统工作,我的爹娘在工商联做工,两家的大人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家都住在一条街上。她每天去学校都要经过我家,每次经过我家都要在大门口等我出来一起去学校,慢慢地这成了一个习惯。她不到,我不出门,我不出来她就不走。开始的时候,大人们谁也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有一天,邻居朱婶的一句玩笑,才道破了那童年的秘密。
丽娜长得很漂亮,家庭条件又好,夏天常常穿一条红色的裙子,两个小辫子上对称地扎了一对蝴蝶结。在班里显得格外靓丽。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爹娘的收入又低,生活比较困难。一件衣服从穿上就没有下过身,直到穿烂为止,一般没有换洗的衣服。
她有铅笔盒、橡皮擦,我写错了字就经常用手指头在嘴里沾点唾沫擦一擦。每到这个时候,她总是用胳膊肘子把铅笔盒往我这边一推,并且不动声色,眼睛看着别处。
长江上修起第一座大桥的时候,我们学校剧团编排了一个话剧《大桥工地》,需要两个小角色,兄妹给工地送茶水,老师就从我们班里把我与丽娜选上了。我憨头憨脑地扮哥,她小巧姣美地饰妹。就这样,我们小小年纪就一同登上了话剧舞台。很可惜,我只有两句台词,妹妹先上场,对着台后大声喊了一句:“快点呀,哥哥,大家都在支援大桥建设,我们赶快给他们送茶去呀!”我一手提一个大茶壶,一手拿个茶碗,从台后应声走上场来,边走边说:“来了,来了!”就这么两句。
就是因为这两句台词,我们有了天天单独见面的机会了。每到下午自习课,老师就通知,你们两个到剧团排练去,其他同学上自习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除掉背台词,谁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后来她经常带些小点心给我吃,变戏法似的从书包里拿出几个我没有吃过的水果糖,或者是面包,慢慢地两个人的话就多起来了,经常谈些同学们的学习问题。
演出那天,丽娜给我借了一双白球鞋、一件白衬衣,因为她知道我在为没有像样的衣服犯愁。
话剧演出结束后,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照样是上课、作业、放学、回家。小学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我们开设了作文课,语文老师第一次布置的作文题目是“给亲人写一封信”。我发现她在写作文的时候几次扭头看我,我也没有在意她为什么看我,晚上回家做作业的时候,发现书包里有一封信,是丽娜写给我的,那信的大意是:“与你同桌很愉快,与你演戏很高兴,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毛泽东时代多么幸福,我们要好好学习,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而奋斗。”
大桥建好的第二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们小学生也不懂得那是什么性质的运动。暑假过后,新学年开学的时候,听说教我们算术的李老师被划成右派了。只见他走路总是低着头,与谁都不多说话。最使我纳闷的是开学快一周了,我的同桌丽娜没有来报到。又过了几天,班主任老师对我们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悄悄地说:“丽娜的爸爸也划上了右派,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了,丽娜转学去了乡下。”我惊诧极了,但又不好多问。那段时间,我从大人们相互交流的眼神里可以感觉到,她家是发生了大事情。我总想抽时间去看看她,可自己年龄太小,无法左右自己的行为,所以一直就没有成行。
那些年,各种运动像翻斗车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日子过得朝不保夕、变幻莫测,“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大锅饭”,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父子不能相顾,兄弟不能相认,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哪还顾及别人?就这样,与丽娜的四年同窗竟成为遥远的回忆。
二十年后,大专院校又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我有幸坐上了末班车,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读书,实现了我人生的夙愿。
有一天,我在后勤处挂牌值勤的栏目里发现了丽娜的名字,仔细打听才知道经常在楼道里看到的那个穿着蓝大褂、拖着大扫帚的清洁工竟是分别二十多年的丽娜!沧桑岁月把她改变了许多,变得一点也找不到童年那天真活泼、文质彬彬的痕迹。
第二天,我约她在学校对面的茶馆里见面。知道了她家二十多年的变迁和她坎坷的经历。她的父母原都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对国家建设、社会需求都有一定的见解,反右派那年被首批定为右派分子。父亲带她下放到农村,母亲仍在市粮食局工作。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爷爷奶奶都死了,她与父亲也早已经是食不果腹。无奈之下,母亲挪用了局里100斤粮票才保住了她们的性命,但母亲却因此被开除了工职,劳教一年,并含恨死在狱中。
父亲去世以后,她嫁给了一个没有回城的知青,总算是一个归宿吧。谁知道那先生患了一个恶性脑瘤,撇下她们母子二人和一大笔欠款,就撒手人寰了。为了还清欠款和供孩子上学,她带着儿子进城做了清洁工。
我屏着气听完了她对往事的追忆,奇怪的是她没有流泪,她还会有泪吗?很久,我们都没有再开口说话。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望着她那被岁月雕刻的脸庞,只说了一句话:“好好过吧,将来会好的。”
自那以后,我脑海里经常出现一条红裙子与一把大扫帚和群魔乱舞的叠影。
又过了二十年,在一次老同学的联谊会上,我听说丽娜随儿子移居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