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驰北先生的“草原文化学”的价值体系

    用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人类历史，是孟驰北先生贡献给人类的研究成果。他扬弃前人的研究方法，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用文化比较学的眼光，剖析人类历史的文化基因，发现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人类历史长河中，两大生命体的脉动、交融及其贡献，进而构建了草原文化学说。

    ■ 草原文化学颠覆了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心理视角”

    孟驰北先生系蒙古王族后裔，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先在苏南解放区当记者并客串作家，上个世纪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上世纪80年代后潜心草原文化学研究，著有《草原文明与人类历史》、《占有论》、《中国历史新视角》等学术著作。

    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多姿多彩、内蕴极为丰富而且在不断增大体积和容量的巨大板块。人可以从不同的视点和视角去寻找贯穿历史始终的红线。这条红线像人身上的经络一样，粗的细的形成纵的束和横的束，人们可用不同的红线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因果链。红线的粗细不同，因果链对历史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也不同。

    在纷纭浩繁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探寻人类文明的足迹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19世纪以前的上千年间，各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大都采取历史过程论观点，或叫叙述历史阶段。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多点起源、多元发展的，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和国家，各部落、各民族是相互隔绝的，因此，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民族体。

    由于各民族在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心理特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一性，历史研究的任务应该是 “全部众多而复杂的制度的起源”，“描绘的是每个民族在出生、进展、成熟、衰微和灭亡过程中的历史”（维科：《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黑格尔也把人类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视为民族。他认为，民族最初是以家庭、部落等形式向前演进的，最后才形成国家，并指出“一个民族最初还不是国家。一个家庭、游牧民、部落、群体等向国家状态过渡，一般说来，就是理念采取民族形式的实在化。（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

    康德似乎看到了上述观点的缺陷，他主张考察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来考察“普遍的历史”。但其历史哲学的前提仍然是人类被分割为民族这一事实。

    真正发现单个民族作为“历史单位”致命弱点的，还是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

    斯宾格勒把自己的历史理论称为“文化比较形态学”。他认为历史单位是“文化”，历史只是若干个相互之间没有亲属关系的文化结构的历程。文化创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创造了文化。但是，他却没有说明古典文化同它的后继者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化又是如何产生和衰落的等问题。

    汤因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他说 “我所说的文明，是指历史研究的最小单位。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文明形态史观发展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哲学，使历史研究向历史的真实迈进了一大步。

    如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就尖锐地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但是，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它的消长需要从文明的内质加以诠释。用文明形态史观去丈量人类文明，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显出了它的两大缺陷：一是过分强调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二是忽视了历史动力之外的物质因素的存在。汤因比看到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注重道德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完善，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夸大了宗教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而，使他的理论走向了死胡同。

    孟驰北先生看到了文明形态史观的重大缺陷，并在吸收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心理视角。

    他认为，以往史学家们对历史的研究大都着眼于物化历史，很少走进物化历史的深层，去剖析创造物化历史的人类心理动因。他说，一部世界史从实在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人类的心理历史；一部中国史，自然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理历史。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对中国人的心理做过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有什么特点，中国人的心理与外国人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心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当中有过什么样的变化，这是关系到解释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不接触这些问题，不在这些问题上殚精竭虑，怎么能抓到中国历史最真实的部分。同样不研究西方人的心理，也弄不清西方历史的真实。从心理学观点看，行为总与动机连在一起，研究历史行为不能不研究历史心理，行为是有形的，它常常以物质形态出现，因为它是可感可觉的，史学家们抓住这一点是应该的，但不能就此止步，要进而探索它的心理原因。

    “心理视角”既是对“文明形态史观”的深入和发展，又是对“文明形态史观”的颠覆。因为，它找到了“文明形态史观”所无法抵达的历史真实。

作者：郑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