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噶尔，无尽之书

    喀什噶尔，无尽之书对于书的理解，沈苇说：“每个酷爱读书的人首先都得过这一关，善于区分佳作、可读可不读的书和文化垃圾。”

    对于书的理解，沈苇说：“每个酷爱读书的人首先都得过这一关，善于区分佳作、可读可不读的书和文化垃圾。”

    天山网讯（记者刘雪明 任蓓蓓摄影报道）

    郊外的烟囱

    烟的乱发，垂挂下来像秋天蔫了、枯了的瓜藤如果它们还是烟一定被天空的什么重物压住了如果它们还是烟一定是烟囱的喉咙出了什么问题如果它们还是烟为什么像几顶瘪塌的帽子？如果它们还是烟是否记得升腾的烟、兴奋的烟？

    乌鲁木齐东南郊。旷野上发电厂的三个烟囱多么突兀旁边是穆斯林的墓地一场葬礼刚刚散去哭泣也刚刚停息在黄昏，在暗下来的光线中无人还在旷野徘徊发电厂的烟囱就像三座新立的墓碑

    “这里的烟，更喜欢下降。

    就像烟堵住了烟的升天……”

    住在附近的一位居民说他的目光投向旷野：一页记忆残缺的毛边纸夕阳中，烟囱显得如此高大而此刻的烟，变成了我眼中下降的半旗仿佛在为一个无名的亡灵默哀，让路———

    这首诗缘自沈苇和朋友在一个黄昏碰巧看到的场景：烟囱中的烟好像被什么压住了，不是上升而是向下伸展，而在发电厂边上，一个葬礼刚刚结束。在寻找着烟与葬礼的联系以及将其并置的过程中，这首《郊外的烟囱》诞生了。7月2日，记者去采访时，沈苇正在修改当日写下的这首诗。

    “在时空中，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这个事件和别的事件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关系，文学就是要找到这种内在的关系，将它们并置在一起。这就是诗的秘密，文学的秘密。”沈苇如是说。

    这样一种思考，恰好也适用于我们对《外交官夫人的回忆》这部作品的理解———喀什噶尔正是联系着作者凯瑟琳﹒马噶特尼与新疆的空间与平台，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着多种文化交汇与融合的事件。而作者采用的“维多利亚”式叙述方式以及平等的人类学眼光，则成功实现了对各种事件的并置。

    个人化的眼光和书写

    “许多年前，在一个早秋的星期六的上午，我正在厨房做点心。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还是个姑娘。”看过作品的开头，很多读者会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的气息。大约因为同是英国作家，所以，凯瑟琳多少受到了奥斯丁与勃朗特姐妹的影响。如果我们要探究这种相似性的源头，恐怕是，她们都能诚恳地交代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不同的是，凯瑟琳的《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并不是一部有关爱情的小说。

    作者凯瑟琳的丈夫乔治﹒马嘎特尼是英国第一任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由于他本人生性不喜张扬，没有留下回忆录，所以有关乔治﹒马嘎特尼的一切，包括他与凯瑟琳的爱情，读者只能从《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中了解。然而，作品对于乔治﹒马嘎特尼的描写非常有限，不要说爱情，即便是关于他的生平、性情等等方面涉猎的都很少，这多少令人感觉到缺憾。“请注意，这本书的主角是喀什，而不是外交官马嘎特尼”，在沈苇看来，这本书虽然没有专门写作者的丈夫，但这个人物却一直贯穿全文。

    人文、地理、历史等众多方面的内容，在这本书都有所涉及，内容详尽丰富却散而不乱。在钦佩作者这种妥当安排的同时，读者也不免对整部作品的线索产生兴趣。某些读者认为作者是按照自己的旅行时间安排了全文，沈苇则说：“《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可以看作是凯瑟琳和喀什的一个对话，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散文来读，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人的阶段性自传来读。”其实说的准确一些，个人化的眼光和书写才是全文真正的灵魂所在。

    显然，这种沈苇眼里的“自传”还带有一种传奇的色彩。在喀什噶尔的那段岁月中，凯瑟琳曾前后三次随丈夫往返于英国与喀什噶尔。这个曾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腼腆、最没有冒险精神”的女子，却在探险家式的生活中经历了九死一生。沈苇认为，这种传奇性是命运赐予凯瑟琳的。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正是作者有过与死亡擦身而过的经历，才沉淀出了一种平实、温暖的叙事风格。

    用他者的目光来看他者

    其实描写喀什的书有不少，包括1914年接替乔治﹒马嘎特尼职位的赛克斯的妹妹伊拉写的《穿越中亚的沙漠与绿洲》，以及二战后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艾瑞克﹒西普顿的妻子戴安娜写的《古老的土地》。还有我国尚未翻译过来的瑞士女探险家艾拉﹒玛雅尔的《被禁止的绿洲》，等等。在如此多描写喀什的作品中，《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以其客观、平等的视角为后人称道。

    沈苇认为，《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作者不带任何偏见的目光，对待少数民族的善意、尊重和理解，是一种平等的体验，同时有着一个基督徒的悲悯之心、仁爱之心。“作者的视角并非高高在上的西方人的傲慢眼光，也不是一个盲目、无知的闯入者的隔阂的眼光”，这是一种“用他者的目光来看他者”的人类学的目光。“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这是目前国内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人文地理类作品非常欠缺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是凯瑟琳留下的唯一一部作品，作者本人也算不上文学理论家，但作品却在不经意间向所谓的文学创作方法与技巧提出了一种质疑。沈苇说：“《外交官夫人的回忆》的启发意义不是在手法和技巧上，关键的还是人心灵的一种东西。一颗好的心，一颗充满了爱与体谅的心，它自然的流淌就是文学的甘泉。”

    因此，作者写“现在在中国，女孩子们缠脚已经不再盛行了，这有多么好啊”，我们能读懂文字背后作者对所遇事物的悲悯情怀。我们也不难理解，作者无法习惯于喀什卫生条件的恶劣，不自觉地发出“我们离开文明世界五年后，看到电线杆竟使人有点到家的感觉”的感慨时，那种酸楚意味。

    凯瑟琳在喀什的家叫做秦尼巴克，意为“中国花园”，是个中西合璧的词。秦尼是英文“中国”的译音，巴克则是维吾尔语“花园”的意思。作者本人对这样一个家园的热爱也反映了其心灵的不存偏见。因此，读者看到的不是文明与落后的对比，而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读者看到的不是一个外国女人对背景离乡生活的抱怨，而是面对困难与生死的一种泰然与乐观。所以，作品多了一种纯粹与自然的气氛。沈苇说，“凯瑟琳是个非常可爱的女性，读她的书，我们会喜欢她、爱她”，这句话，中肯之至。

    文化差异与交融的舞台

    喀什噶尔有着新疆维吾尔文化中心的特殊意义，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各种文化的撞击发生在了喀什这样一个地点。它就像个舞台，上面活跃着各种各样的人，不单单是中国的维吾尔族、汉族、柯尔克孜族等等，还有俄罗斯人、印度人，以及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因而，不同文化在这里的交融就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沈苇说，在那个时期喀什舞台上文化的差异和交融，基本上也是我们现在来说，新疆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的文化的差异和融合的一种象征。喀什噶尔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丰盛，可以说，“喀什噶尔本身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恰恰在这样一个位置，作为一个英国人，凯瑟琳生活在一个住在喀什的欧洲人的圈子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多元文化的一个见证人。由于丈夫的特殊身份，凯瑟琳常常能见到喀什当地的汉族官员、俄国官员，还雇有印度的厨子和维吾尔族的伙计，她每天都会接触到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但她本身所代表的英国文化又与所有的这些文化存在着心理上的距离，所以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是清晰可见的，就好像她总是认为俄国人起床太晚，也不懂得汉族人的磕头礼节究竟有多大意义，但也日渐明白理解了当地人的习俗，他们想要表示轻蔑、讨厌等感情时，就会把自己的鼻子伸到袖口；他们把手掩藏住，就是一种表示敬意的方式。在这里，每一种文化都成为另一种文化的镜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住进喀什噶尔的凯瑟琳已然在时空中成为了一个新疆人，她与新疆一同经历了一段历史。沈苇满怀感慨地说，他在读过《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以后，加深了对新疆含有一种世界主义性质东西的认识。他认为，新疆的文化具有一种多元性，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在另外一个民族身上找到一种启发性的东西，新疆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向度。

    作为一部介绍新疆风情的人文地理读物，《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正是因为有了一种理解与关怀，从而带给了读者温暖的阅读感受。这或许可以说是得宜于作者对当地生活的深入了解，可以说是得宜于作者与当地人的心灵同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作者“心”的成功，而这一点正是目前中国文学所缺乏的。

    谈到这一点，沈苇停顿了一下，弹了弹手中的烟灰，感慨道：“其实很多文学作品的失败，特别是人文地理类作品的失败，并不是写作手法的问题，而是作者忘却了一点：向外的探索和向内的发现必须同时进行。”他还转述了木心先生的一句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失败是心的失败”。

    可想而知，如果作家的“心”失败了，就正如文学失去了“人性”这样一个根本，而成为了一具空壳，这恐怕就是《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