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情于山水之间

《追连长》追了35年

在连队当卫生员的那几年，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给人看病做治疗都放在晚上，白天我就跟着大田班的职工到地里干活。修渠打埂子浇水，拉爬犁积肥运羊粪，割麦子站康拜因扬场装麻袋，掰苞米摘黄瓜砍白菜，合泥打土块上梁盖房子，没有不会干的活。因为连里有很多老师，老职工、老班长、连领导，哪个都能教你几手。

有一年夏收季节发生的一件事，叫我终生难忘。那天我在打麦场上装麻袋，打麦场上一片繁忙景象，扬场的，卸车的，碾麦子的，都在忘我地工作着。这时，一辆装着麦捆子的轮式拖拉机开进打麦场。司机看到麦场上的很多人，就习惯性地按响喇叭。刚卸完麦捆字的一辆马车的辕马，被喇叭声一惊，突然“咴咴”跳将起来，前蹄刚着地猛地拽着马车奔跑起来。看到马惊的人连忙躲开，埋头干活的人毫无觉察，情况万分危急。这时，一个人飞跑上去，跟着惊马飞跑几步，猛地跳起来抱着马脖子。惊马受阻，拼命甩动脖子，想把那人甩掉。但那双胳臂死死抱紧马脖子，腾身跳起，抬起右脚，照着马肚子猛踢过去。踢得惊马突然哆嗦起来，“咴咴”叫着抬起前蹄，然后轰然倒下，倒在拦马人的身上。惊马倒下了，马车停下来了。“连长——”“何连长——”麦场上的人们喊叫着跑过去，连拉带拽把惊马抬起来，把何连长拉出来。这时候的何连长浑身软瘫，脸色铁青，眼睛紧闭，豆大的汗珠丛脸上头上冒出来。

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勇拦惊马壮举骇得目瞪口呆的我，马上意识到了我的责任，跑到拖拉机跟前，冲着人们喊道：“快把麦捆子卸下来，把何连长抬到车上，赶紧送卫生队，快呀！”

拍片检查结果，何连长的三根肋骨被压断了。她在卫生队只住了一天就跑回连队。夏收大忙季节，他不能丢下工作不管。

何连长的举动避免了一场大祸。麦场上的人们都由衷地感激他，全连队的人们都很感激他。

何连长原来当过骑兵，有一套驯马的经验。否则，即便冲上去也制服不了惊马。

当时我曾建议请团政治处的人来，把何连长的英雄事迹写一篇新闻稿，寄给报社和电台。有位连队副职领导悄悄告诉我，团里说了，何连长在旧军队当过骑兵，宣传他不合适。

我不解，当然也不能问，可是又不甘心，于是就大着胆子，根据何连长的事迹写了篇小说《追连长》，寄给当时在石河子的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文化科。1974年4月，兵团政治部出版的《连队文艺选编》第九期刊发了我的《追连长》。那一期的书名叫“征程百万里”，小32开本。拿到寄来的《征程百万里》后，我把自己关在连队卫生室里，颤抖的手，激动的心，流淌的汗，不知道把《追连长》看了多少遍，都快背下来了，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我甚至有些怀疑，这真是我写出来的吗？那可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出来的小说啊！我想大喊大叫，我想载歌载舞，我想发狂发癫，但我又不敢，我在窄小的卫生室里手足无措地转了若干圈之后，我决定、我还是、我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我只一个接受再教育的中专生。

说是“公开发表”也不准确，《连队文艺选编》并没有公开刊号，属内部刊物。那时全国的杂志基本都停刊了，兵团的《绿洲》也难逃厄运。管它“公开”还是“内部”，只要发表了就是好事，就说明我不是好高骛远不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是“做梦娶媳妇”不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说实在的，《追连长》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充其量也只能算一篇人物通讯，写的是真人真事。只是为了能发表，把人名地名改了一下。但就这么一篇不是小说的“小说”，决定了我业余创作的道路，决定了我死心踏地地做作家梦，决定了我执著地笨拙地不自量力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写作的道路上。“追连长”一直“追”到现在，“追了”35年，还没有“追”到我心目中的“连长”。

《追连长》刊发不久，大概是1974年11月吧，团政治处通知我把工作交一下，马上到石河子兵团宣传部参加改稿学习班，为期三个月。我心中暗喜，这个学习机会太好了。到宣传部报道时，还闹了一场笑话。文化科科长华群见到我，连说“错了错了”，弄得我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快言快语的华群科长解释说，她一直把我这个作者当成女的了。她说第一你的名字就是女性的，“彤瑾”就是红色的玉嘛；第二你写的医疗卫生方面的稿子多；第三你的稿子上有碘酒和酒精的味儿，你肯定是个女卫生员；第四你的《追连长》也暴露了你的护士身份。所以我们连发三封电报给农六师政治部，一定把你请过来，结果又错了。“连发三封电报”，这让我受宠若惊。看来我是沾了女性化名字的光了，当然也是沾了《追连长》的光。

“改稿学习班”已举办过几期，这一期只到三个人（不少接到通知的人不能前来，有的该接到通知的人没接到通知，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农七师的李瑜、农二师的刘伯章和我。华群安排我们住在宣传部的大图书室里，有时间就看书学习，就写稿改稿。那是一段最美好的时光，我一本一本地看书，文学的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经济的军事的什么书都看，看懂看不懂都看，拼命往脑子里灌文化水儿。我就像一块干渴的海绵，太需要水分营养了。

这期间，邓普来看过我们一次。当一位衣着平常面目和善的老人走到我面前，说他叫邓普时，我电打似地站起来。邓普何许人也，他可是电影《生命的火花》的编剧啊！他可是写下《军队的女儿》的大作家啊！他可是我心中遥不可及的神圣大人物啊！可面前的普通老头一点也不“神圣”，走在大街上行人只会把它当作一个老农民、一个老职工。邓普问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教导了些什么就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甚至不敢相信他就是兵团的大作家，当时兵团文化科的科长。

好像是1974年年底，还是1995年初，《新疆文艺》编辑部和兵团宣传部联合举办一期北疆文艺创作座谈会，地点选在石河子总场那破旧的招待所，为期半个月。我和李瑜、刘伯章都参加了。那次座谈会上，认识了新疆广播电台的雷杰超、铁路局的李家璧、油运司的袁文燕、昌吉报社的陈刚、一五0团的易中天等20多个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者。一个个都是踌躇满志的样子，报写作计划的时候，你一部长篇，他两个电影剧本，这个要写一部小说集，那个要出一部诗歌集，可谓满怀希望，满面春风。

在石河子学习期间还认识了我仰慕已久的高炯浩、高炯干、缤之、杨树等诗人。说石河子是诗城，真是名不虚传，石河子的确孕育了一批边塞诗人。

回到连队不久，我正准备边为职工服务边写作，争取写几篇像样的东西，报答各级领导的厚爱时，兵团解散了。农六师的团场交给昌吉农垦局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