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中发现南疆的“巨洼孜”悄然消失了!现在别说汉族人,就是二十来岁的维吾尔族年轻人也不知道 “巨洼孜”是何物了。
我认识“巨洼孜”是在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越是轰轰烈烈,老百姓越是日子难过。那年头结婚成家真是艰难。首先是成了家就没了休息日,星期天得拉上板车去沙包里挖柴火。其次,得千方百计搞清油做小锅饭。兵团农场大都建在远离维吾尔族百姓的荒僻之地。粮食不够吃,清油几乎没有供应。春节临近,团场提出“过革命化的素节”。素者无肉无油之谓也。
我凭着年轻力壮,又懂维吾尔语,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寻找清油。一次没战果,下星期天再去。终于,有人带我去见“巨洼孜”。我万万没有想到,醇香的清油竟然是这种原始的工具生产出来的。低矮的房子矮小的门。躬身进去,眼前一黑,闭眼定神,借着天窗透过的亮光,我看清了“巨洼孜”:一个两人合抱粗的树墩子,中间掏一个圆锥形的喇叭口,用另一根硬木杆子一头上的尖钉插入喇叭口中,一头斜挂绳子,绳子下悬大石头并有挽绳,牛拉着旋转,一人把瓜子加入喇叭口中。在硬木的挤压之下,那油珠子从大树墩底下掏空处滴下来。
我当时震惊了:那个年代农民竟用这么原始、如同汉代砖石刻上的牛耕般的工具榨油。问这种工具始于何年代,答曰“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有了巨洼孜。”没有人知道谁发明了“巨洼孜”,只知道维吾尔族人祖祖辈辈吃的是“巨洼孜”榨出的清油,点的是清油灯,木轮车轴加的润滑油也是清油。
维吾尔语称榨油匠人为 “巨洼孜其”。我会说流利的维吾尔语,“巨洼孜其”很快就信任了我。因为在当时,清油属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严禁私人买卖,市场管委会、公社、大队革委会有专人抓。我们商定十天后夜里以窗口灯光为信号,在他家拿清油。此情此景令人一辈子都难忘。
夜色降临。我骑上沉重的自行车出了连队。为防止经常发生的沙枣刺扎破车胎,必须带上打气筒和补胎胶水。微微星光下,发亮的弯曲的线就是路。墨色的团儿是胖子草,扁形的是红柳;看不见的是骆驼刺,猛一碰扎得脚脖子疼。真正是跟着感觉走。夜里骑车,以神遇不以目视也。走走推推,终于见了“巨洼孜其”屋后窗户上的灯光了。门无声无息地开了。维吾尔族人热情好客,把做生意看成交朋友。他拿出苞谷馕,热茶里放了块极稀罕的白砂糖。接着,从屋后牛圈的玉米秆堆中拎出黑糊糊的油葫芦,使人想起《地道战》中的地雷。
他送我到一条小路上,手里拿了把红柳枝儿。我道了谢,骑上车子就走了。他倒退着用红柳枝儿把我的鞋印、车印扫掉。可别大意!维吾尔族人丢了牛羊都是凭蹄印找回来的,甚至一个村子里的人们都互相认识鞋印子。如果天亮有人发现他家来了汉族人和沉重的自行车——这一切很好判断,那就麻烦了。轻则当不成“巨洼孜其”,重则挨批斗。
那种感觉真好!天地同墨,万物皆隐,只有我一人,独往独来。油桶里的声响是《拉德斯基进行曲》,我仿佛已闻到了炒鸡蛋炸油饼的香味。乐极生悲,后轮猛一沉扎了沙枣刺……
无法保密。兵团农场连队一家炒菜几家窜香味儿。我居然能弄到清油!连领导也完全不忌讳我干的是当时犯政策的事,找我谈话让我当上士,负责拉面粉买清油。
从此,我成了“敌后武工队”,专门夜里寻找“巨洼孜”。维吾尔族老百姓生活贫困,“巨洼孜其”的清油是他们从嘴里掏出来的。一个小队近千人口,仅有一台“巨洼孜”,一年只能用四五个月。每日换两头牛也才出七八斤清油。队里要用清油去“润滑”庞大的社会机器:要水、要化肥、要拖拉机。小队长常常蹲在“巨洼孜”边,望着半天一滴的油珠发愣。“巨洼孜其”是村子里的显赫人物,常常穿一身油渍的衣服招摇过市,引起村民们羡慕的目光。有的“巨洼孜其”回到家里,解下浸透了油的腰带还能挤出半两油来。日积月累,存够八九斤,就找我约时间取货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责任制在南疆农村推开,受到了维吾尔族农民的热烈欢迎。“巨洼孜”实行承包,一年后换成了195型榨油机。不久“巨洼孜”这个词不知不觉消失了,代之以“牙合扎吾特”即“榨油厂”。清油也堂而皇之摆满了巴扎,再也没有人夜寻“巨洼孜”了。
现在,当我看到随处可见的“金龙鱼”等高级色拉油的广告时,忽然感到“巨洼孜”已消失了很久,但仔细一算仅仅消失才二十年,而且消失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那天在地下通道我听到一个小学生和年轻母亲的对话:“你老把‘鼎’字写错。”“‘鼎’到底是啥东西?”“‘鼎’是青铜器,是古代人煮肉的大锅。”“啥是青铜器?”“……”我不禁愕然……
“巨洼孜”应当与鼎放在一起,陈列在文物馆里。因为它是我们民族漫长历史的一个物证,尽管它已经消失了……
新疆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仅用了几十年!“巨洼孜”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