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离我们有多远

如果从胡适一九二○年出版的《尝试集》算起，新诗已经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这八十多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八十多年。我受新诗的影响，就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时不仅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文学艺术繁荣鼎盛时期。

作为轻骑兵，新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主要表现在创作队伍稳定，作品质量上乘，读者群体庞大。就以诗歌期刊为例，除了《诗刊》和《星星》双子星座之外，还有《诗人》《诗潮》《诗神》《诗歌月报》等，即使像内蒙古和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也有《诗选刊》和《绿风》。当时谁头上有一顶诗人的桂冠，谁就有可能成为被追捧的对象。许多人尤其是许多年轻人，梦里都想做一名诗人。或许本身就来自新疆，我对新疆本土诗人尤其关注。被称为新边塞诗人的周涛、杨牧和章德益，当时诗歌创作风头正劲，屡有佳作影响深远。章德益的《绿色塔里木》，意境深邃，想象奇特；杨牧的《我是青年》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不过相比之下，我还是偏爱周涛的诗作。从发轫之作《天山南北》到两千多行的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我都认真拜读过，诗人的才气、大气和傲气，别人难以比拟；作品的饱满诗意和深沉智慧形成一种魔力，震撼人的心灵。没有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没有运筹帷幄的平静心态，是达不到诗歌最高境界的。后来他转而散文写作，同样由于散文周涛是站在诗歌周涛的肩膀上，其中不少文字依旧诗一样精辟、深刻。当然，我也不忘关注当代维吾尔族优秀诗人，譬如铁依甫江和克里木霍加，一有新作问世我都先睹为快。像《姑娘的忧伤》《春日偶感》等篇什，我不仅抄录在本子上，而且还会背诵。那些年代，不要说诗人，即便是诗歌评论家，也能一炮打响，成为“新贵”。北大教授谢冕，1980年5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的诗评；厦门师范大学教授孙绍振，紧随其后在1981年第三期《诗刊》上刊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而吉林大学的徐敬亚，则在1983年将其毕业论文《崛起的诗群》交由《当代文艺思潮》付梓。这就是那个年代著名的“三个崛起”，似乎感觉新诗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事到如今，新诗的现状又如何呢？毁誉参半还是一概否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直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以我一个普通诗歌爱好者的角度来看，不能说是全面危机，但起码不算太景气。分析其原因：一是诗歌出版园地日渐萎缩甚至取消，二是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三是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实在难求。有人就此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冲击使然。而我总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事物的外因，而新诗的脱离生活则是内因即实际缘由。我不是理论家，不能给新诗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我感觉它是一种精神产品，是时代的产物。既然如此，诗歌应该反映生活，而生活是丰富多彩和包罗万象的。而在一个社会当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那么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作品，它的“认识、审美和教育”作用就应当有所体现。褒奖和弘扬美好，揭露与挞伐龌龊，即便是一种善意的讽刺，也应该是言为心声、以情打动。所谓诗言志，就是诗人心灵世界的真实呈现，是思想情感的确切表达。远离群众、逃避现实出不了好诗，成就不了大诗人。我每隔十天半月就去一趟书店，而且在文学区域逗留时间最长。一种很不乐观的情形是，书架上新诗集寥寥无几，问津者也不多，相反各种版本的唐诗宋词却摆在醒目位置，买的人很多，仅从这一点，也能印证还是新诗本身出了问题。

既然诗是写给人看的，起码要让人读得懂，读懂了也才好在读者之间传诵。有些所谓的诗，其实就是在象牙塔里造作出来的，要么故作高深，晦涩难懂；要么云山雾罩，虚无缥缈，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好诗不多，各种流派和宣言则不少，一年四季喋喋不休、吵吵闹闹的。相互吹捧时，就像开了批发部，诗人的桂冠一顶一顶便宜卖；彼此对骂时，可以展开一场口水大战，让唾沫星子把人淹个半死。有那么一段时间，诗歌界还着实出人意料地热闹了一番，先是诗人遭炮轰，接着诗歌被恶搞，最后甚至以“裸羞”（不是裸秀）结束，一时间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似乎预示着新诗的又一个美好未来指日可待。我则觉得热闹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悲哀，诗歌是一种高雅和纯粹的文学门类，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最高反映，没有诗歌的日子就像食物没有调味品一样，少了一种生活的味道。那么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我想至少不应该是闭门造车式的孤芳自赏，也不是圈里人之间的无节制的相互拔高。要让读者去评判，让时间来考验，就像这次汶川地震之后，一些情系灾区、关注生命的诗歌之所以在民间迅速流传，就是因为动了真心，抒了真情，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但愿新诗由此揭开新的篇章，重新走向繁荣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