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散文

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现代散文的广义被它的狭义分流忽略了。

散文的广义，“散”化了它具体的功能，凸显了它的综合功能。我理解有三：第一，散文是国家行政的产物，它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哲学、文学和艺术）在内的天下百科。人类初始，建立公社，世袭禅让。禅让作为顶级政权，它一直行政到后来的城邦和依赖城邦建立的国家。国家行政：朝纲大典的制定签发，战略方针的落实普及，使它从理论层面和实施层面的体系完善，构成了绝对真理，散文在行政者这里应用为真理。真理的至高无上，衍生了行政者的权威性、正确性和排他性，散文是“真理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原版。《左传》是先秦散文，共计18万字，它“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练，富于形象”，记载了春秋列国240年间的政治言论、军事活动和外交关系。第二，散文是被行政者的武器，用于对抗行政者。对于大多数被行政者（或不掌握真理者）而言，他们言行的最高形式是消极对抗和积极对抗：消极对抗是揭竿而起（逼上梁山）或反戈一击，以“国破山河在”的局面来改朝换代；积极对抗是这些大多数中的少数人以文韬武略服务于行政者，他们著书立论，以散文嘲咏、针砭、揭露和监督，以此对抗行政者的真理：《孙子兵法》完全成为国家言行，行政智囊，其精髓不断向各个领域渗透；《左传》以“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的特色，记载了天文、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而《论衡》在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神学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它们用自己的散文逻辑消解真理的逻辑。第三，散文是导致“历史文献”成为散文的重要力量。“荷马时代”的叙事史诗和英雄史诗的血液，直接向散文输送，成为西方散文流变的黄钟；“百家争鸣”而形成的百家著作，总量和质量罕见，是中国散文的大吕。“本纪”“列传”“世家”占《史记》的轴心地位，它们都由散文挥就。大历史哺育大散文；大散文造化大历史；大历史凸显大文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广义散文初始的几种宏大形态。

散文的狭义，就指它本身的这种文体。除了历史文献里的断章，具有明显散文特征的是“唐宋八家”的散文，这些散文使“散文”名正言顺，使散文有了“合法”的身份。姚鼐把散文分为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在内的13类别，“义理”修辞了散文本体，使散文有了学术的依据。

现在的散文，就是这些散文的后裔，与“唐宋八家”和“桐城派”有很近的血缘，尽管相隔千百年，仍然没出“五福”，韩愈和柳宗元提倡的“复古运动”，树立了“摆脱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桐城派”的散文注重表现“义理”。于是，现代散文也照本宣科，大致分为：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写景散文和哲理散文。

我想，哲理散文也叫思想散文，它是散文的峰端状态；思想散文如果以叙事为主体，环节与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辅相成，加入评议加入哲学，通过对事物或人生的超验，将思想和谐地贯通于历史与未来，将智慧全面地投放于国家行政，着力于民生人权。二战之间，面对德军的进攻，斯大林的战前动员、邱吉尔的组阁演讲，无不是思想的凝结；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布的《论十大关系》，无不是思想的大成。领袖的散文临高于万人之上。牛顿、爱因斯坦、华罗庚和李四光等人的散文是科学之光。各科专家的散文涉及人口问题、农业问题、体育问题、金融问题、房产问题、能源问题、国际问题、反恐问题和统战问题，都有高超的思想层面，他们有的独立于书林，有的借位于媒体，有的染指于博客，激扬文字，弹劾时弊，匡扶正义，倾注民生人权。黎鸣、张承志、周国平、王小波、刘小枫和易中天的思想灵魂，值得思索探问，他们各自怀揣心灵史。

相比之下，经典的抒情散文和写景散文，包括冰心、徐志摩和朱自清的散文就轻盈脆弱，现在读来，青涩酸楚，写景抒情，思想不够，适合成长的中学生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