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学的补考生涯

    临师四年，母校给予了我成长的空间，给予了我太多的宽容，尽管她并不完美，甚至还有很多的缺憾和暇渍，甚至在学校的几年里我曾无数次的痛恨过她，诅咒过她：痛恨她在学生干部制度上的不平等，痛恨她的势利，痛恨她食堂的饭菜质量，痛恨她课堂上的照本宣科敷衍应付……然而毕业几年后，当我重新审视她给我的一切，心中已豁然开朗，剩下的唯有感激，还有祝愿。

    临师给我留下了很多惨痛的记忆，无数次的补考与重修，甚至在深圳工作的几年里，我也多次在睡梦中因梦到自己再次补考而被吓醒；临师让我三年的专科读了四年，让我的毕业档案里记上了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让我在即将担任校学生会宣传部长时被”有关领导“人为地涮了下来，也让我受到了无数次的批评，受到了无数次的投诉与举报……

    临师也给予了很多无私的支持，无数个善良正直的老师在我危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手：感谢李殿勇老师在我即将被开除的时候“发现”了我并把危难的我“死马当着活马医”极力相助，感谢谢亚非和李伟老师慧眼识才，毅然鼎力拉我于危难之间救我于“不死”，感谢魏元栋老师在团委和社团工作上给予我的众多帮助和袒护，容忍我的“老搞事也老惹祸”的“难缠”，感谢数学系我的辅导员辛沂老师和中文系原团总支书记李桂奎老师的宽容和偏爱，一次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次将我“放马归山”不忍相羁……没有一个个恩师的及时出手相助，我的临师之路将会走得更加艰难，或许我早被开除了N次，根本走不到今天。

    最大的仁慈莫过于宽容，最大的“识才”莫过于给他空间，育人于润无声处，临师给了我最大的宽容，也给了我一生受之不尽，感激不尽的财富。

    在校几年间，我惹了无数次的祸，以至于学校的老师都“怕”了我，一位系里的领导曾给我说，“刘建永，你不惹事就是最大的好事”。一次由于在网站上发布胡编乱造的小新闻被学校领导看到而大发雷霆，时任中文系团总支书记的李桂奎得知消息赶紧让我偷偷删去，才不了了之。为了鼓励我多写作品，院团委魏元栋老师在院报上发表新闻作品总是悄悄在他的名字后面一同署上我名字。为了给文学社提供更多的便利，时在院团委工作的高纪平老师破例批准先给我在学校里挂了两个信箱，也是当时唯一的学生信箱……一个个细节，多年以后或许这些老师们都已忘记，而学生却永远记在心里。

    多年以后，再次回忆起这些细节和小故事，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总会悄悄荡起一股春天的暖意！

    在深圳几年间，无论是穷困潦倒还是“平步青云”，我无时无刻都不在怀念着校园的日子，怀念起那曾经的时光，即使是曾经的创伤和隐痛，或是含情脉脉的温情，都在恩怨过后，归于淡然，风云依旧飘扬于天际，临师也总是让我在一个个心潮澎湃的日子平静地想起她，记着她。经常去学校的网站或者论坛转悠，不发言，只是静静地看，看小师妹小师弟们在上面发牢骚，骂娘，或者享受校园时光的美好，就象几年前的我。也想对这些年轻的校友们说些什么，然而千言万语，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无数次地来，又无数次地走，临师就这样让我魂牵梦绕，我的母校，毕业几年之后，才知道对你的爱是那么的深沉。

    严格的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甚至不严格地说，我仍然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想，和我同一年份的校友很少有人说我是好学生，说是好学生的，那他肯定也和我一样不是好学生。在这里，好学生的概念以“遵守纪律老老实实上课学习”为标准。

    用一个不甚恰当的玩笑比喻，我逃的课或许比你上过的课还多，1998年9月我考入临沂师范学院数学系（三年制专科），2000年5月省教委特批我转入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还是三年制专科），2002年7月我正式毕业（中文系专科毕业证），三年的专科共读了四年。而四年的时间估计我真正上过的课只有两年，一半的时间都被我逃掉了。幸运的是，我竟然没有被开除，仅仅只是背了一个因严重旷课而受的严重警告处分，对我来说，处分并不重，甚至看到那个处分时，我还在得意地窃笑。

    顺利毕业的原因一个是学校各级领导的宽容之量，爱才惜才之心，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老师对我的逃课情况也不是知道的那么具体和清楚，这其中也有很多同学帮我“打掩护”的因素存在，各方面的因素一综合，我“蒙混”了过来，直到毕业。

    因此说，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校友们不要学我，学我会“出偏”，搞不好可能就被学校开除了，风险太大，而且我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学校多蹲了一年，也多交了一年学费，当然又多交了一年的补考费和重修费，在学校外面挣的那些钱都交给了学校。

    我在学校几乎每天都在逃课，98年刚入学的第一学期还算老实，大考还差一点儿拿了奖学金。其实高考时我的数学成绩恐怕在全系也是少有的几个高分，在高中我学的是理科，数学是最差，英语是最好，然而98年高考时最好的英语考得最差，最差的数学竟然考得最好，听说数学系专升本成功率高，就报了数学系，（然而四年最终也没有插上本，2002年努力过一次最终也因准备仓促而失败）我并不太适合学理科，如果是文科，或许高考会考得很出色，当然只是或许，没有尝试过，只好如此比喻了。

    就这样来到数学系，到了第二学期，就开始逃课，从一节两节，到一天两天，再到一月两月，逃课越来越疯狂，同学戏称我是“神仙”，难得见一面。到后来完全成了“逃圣”，连续两个月、三个月地不到学校上课。刚开始也只是逃那些乏味的课和照本宣科的课，后来不管什么课一概都逃，点名时让同学帮我喊到，后来干脆连找人替喊都免了，光脚丫不怕玻璃扎——典型的拼命三郎不怕死的角色。

    同宿舍的老大跟其它同学“盛赞”我，“刘建永这孩子能成大事，有胆！” （当然也是“傻大胆”，要不然怎么也要抽点时间突击个及格了）

    考试自然一塌糊涂，考试前很多老师一般会划划范围，其它逃课的同学临考前还突击一下范围，能混个及格，而我只是在考试前一两个小时才会找来同学的笔记临时突击一下，突击之前课本还有十成新，碰都没碰过，（现在都搞不明白那时怎么那么大的胆量）所以经常补考，重修，全校经常有一些补考重修的同学，我是其中的“大户”，也经常和那些补考的“小户”坐在同一考场补考，补考得太频繁，以至和音乐系的几个“补考壮元”混了个脸熟，见面还打个招呼。

    应该承认我们的大学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教材问题，专业设置问题，教职工职称评比问题等等，问题很多，也是全国性的，不仅临师独有。

    在临师几年里，我主观上并不想成为一个反抗现行教育体制的“革命者”，但客观上我却被形势逼上了这条道路，（要不然就要被开除，逼上梁山，不干也得干）所幸的是，在这一条关乎命运的赌注上，我押对了宝——慧眼识才的学院领导特事特办，专门召开院长办公会，将我转了系，并上报省教委批准，跨文理系统从数学系转入中文系，是学校建校四十多年来的纪录，我开了“先例”，也成了一些同学眼中的“英雄”，这也是我今后成为大家关注对象的一个原因吧。

    那时我对学院领导不认识，也不了解，但从我转系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学院领导拥有着开明的办学思路，只是不为大家所知晓，而后来我逐渐接触了学院很多部门的领导和老师，发现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但都有着宽容、善良、正义、热心的一面，只是工作的刚性使其隐藏起来日常不为人所展示，因此，可以想象，关于学生们的很多误解、流言甚至师生之间矛盾的对抗和激化，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互相不了解、沟通渠道不畅通、信息不对称造成的。

    2000年，由于我补考重修门数过多，超过了被学校勒令退学的界限，（以学生手册为据）那时我开始了正式转系的过程，从数学系转入中文系，爱好和特长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转系将会被开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两个因素合起来，我“拼”上了。（转系的细节和周折不在叙述）而最终也成功转了过去。

    那时我知道很多理科的同学都喜欢写作，很多人也和我一样梦寐以求想转到中文系，但都没有成功，其中也不乏一些“飞蛾扑火”似的个人悲剧，我只是那么多学生中的唯一的一个成功范例，然而也为此付出了多读一年的代价。我想，如果教育体制中关于专业的问题，如果那时更有弹性一些，让学生能有机会发挥其所长的话，应该会有很多学生都能如愿以偿，学自己喜欢的专业，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这也牵扯到高中的文理分科和高考这个体制的问题，都是老生常谈，在这里也不再多说了。

    其实，进了中文系后，我依旧逃课，依旧不断的补考，以至于教务处的李殿勇老师实在看不过去受不了了，就专门把我找去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地谈话，说你在数学系常补考也就算了，怎么跑到中文系也老补考？然后问我，我上的课你逃过吗？我听得头直冒汗，后来回去一查才知道他压根从来不给我们班上课。（只是给其他两个班级上课）

    后来我有所收敛，最后一年与以前相比老实了不少。

    说了很多都是关于我经常逃课的事情，那么我的时间都用在了那里，都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我疯狂逃课，但我并没有把一丁点的时间用在睡懒觉、打牌、闲聊、消磨时间上，在临沂师范学院的四年，我从来没有打过一次牌，也没有抽过一次烟，甚至很少午睡，早晨起床也很早，晚上睡得也晚，双休日休息的时候很少……因此我所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充足，四年间我用这些时间做了创办了两家社团，创办了两份报纸，创办了一家校园记者站，竞聘了校报记者，校电视台记者，校团委宣传干事，同时在校外兼了十多家报社的兼职记者，在四家企业担任全职中高层领导职务（一临沂十大民营企业集团办公室主任秘书，一全国著名的3000多人的大型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总监，一小型IT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一小型咨讯公司的总经理），2000和2001年暑假我还自己找到临沂日报社自荐做了一个多月的实习生，参与出版了一部丛书，自费参加了新闻函授学习，自学了计算机网页设计、动画设计等，自学了企业管理专业……

    做那民营集团的秘书时我21岁，做那大型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总监时我22岁，（下属四个工厂，3000多名工人，100多名中高层，他们年龄大多在30--40岁之间，我是最年轻的一位高层）。1999年临沂人民广播电台给我做了一次采访，随后1999年底我加入临沂市作家协会。

    为了做好企业管理工作，我经常到校图书馆去查阅相关图书，做的笔记心得都有几本：为了做好兼职记者工作，我买了几本新闻专业的书，被圈注和批点的地方密密麻麻，我还将一本比毛泽东选集还厚的写作技法大辞典翻得透烂，由于经常翻，那书页的装祯都散了……

    做了那么多事情，不逃课哪里有时间，所以我开始夜以继日的疯狂逃课，逃到最后都忘记了自己还是一名学生。学校成了我睡觉的地方，晚上很晚偶尔才回学校睡觉，早晨很早爬起来骑自行车去学校，后来干脆搬到单位宿舍，连睡觉都不回学校了。

    那几年间，我跑遍了学校的每一座教学楼，几乎每一间教室（社团工作的缘故），也跑遍了临沂市区，写过也发表了大量作品，结识了社会上大量形形色色的人；中午很少午睡，每天都在跑，很少停下来，所以那几年我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大都是，风风火火的跑来跑去，似乎总有干不完的事，跟神经病一样，机器似的玩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