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

  

  《出版业》，[美]安德列·希夫林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它不受广告的影响，也不必针对大众。它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的读者就会出现。它就是———出版业。”

    这是安德列·希夫林对自己一生钟爱的事业的赞美。他在美国出版业干了40年，经历了它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成长和最激烈的变革，分享了成果，也淤积了苦闷。他将自己一辈子的观察和思考凝练成一本百多页的自传《The?

    Business of Books》（中文版译名《出版业》）。这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目光犀利而叙述客观，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这个世界出版帝国兴衰成败的独特视角。

    安德列·希夫林1962年加入兰登书屋旗下的潘塞恩出版公司，当时兰登书屋的股票上市不久，也刚刚收购了克诺普夫和潘塞恩———后者仅用了不到100万美元，这也是美国出版业大并购时代的开始。

    作为出版家，希夫林是相当杰出的，他的贡献即使是非英语国家的读者也能感觉得到。他发掘的很多书如今都已成为世界名著，像他在加入潘塞恩的第一年，就出版了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作者在4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将米歇尔·福柯介绍给了美国人，也是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晚年作品的出版者；还包括玛格利特·杜拉斯的《情人》等等。光看看这些书单就让人肃然起敬。

    安德列·希夫林在潘塞恩从编辑、主管一直做到出版人，他目睹了兰登成长为美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并和它一起经历了美国出版业的风云际会。正是在这40年间，美国出版业通过不断的并购，完成了从分散的家族式独立出版机构向全球性传媒集团的寡头垄断的集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通讯法案》通过之后，美国出版业“在10年中经历的变化比它在上个世纪的全部变化还要多”。到了上世纪末，五大集团（AOL-时代华纳、迪斯尼、维亚康姆、贝塔斯曼-兰登书屋和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已经控制了美国图书销售市场的80%，最大的20家出版社已经占领了93%的市场，其中最大的10家则又占去了全部收入的75%，美国出版版图已经被完全改写。时代华纳集团的年销售额超过了3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图书市场的总销售额230亿美元，它甚至可以购买美国整个出版业，“图书出版业务几乎要被大型媒体集团吞没了”。

    很难说亲历了这样的“伟大时代”对一个出版人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希夫林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些大事件，以及他们对美国出版生态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欧洲出版业出现的相似变化，这也构成了本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在书中，希夫林对出版业的现实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思考，对全球化趋势下的重商主义倾向和对出版的危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那种根据每本图书是否能马上赚钱来决定是否出版它的“市场审查制度”：

    ———大公司的编辑方式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编辑们不再掌握出版的决定权，而财务部和市场部的人有很大的发言权。如果一本书的销量看来达不到某个固定数字———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现在通常都定在两万）———出版委员会就会决定让公司终止这个项目。

    ———各种制度变得越来越“科学”，每本书都要填写盈亏表，每个编辑每年都必须获得一定的盈利，书店里的每立方米空间也都有考核的指标，但整个体系却像是走进了怪圈：有的书店明文规定，新书上市的头一个星期如果每天的销量不能达到某个标准，就要下架退给出版社。“一本书呆在书店的时间比鲜奶长，但比酸奶短。”图书的退货率已经从60年代的20%翻了一番，超过了40%。

    希夫林引用德国学者克劳斯·瓦格巴赫的话尖锐地指出：“让我们直接把话挑明了吧：如果失去了印数少的那些书，那等待我们的便是死亡。卡夫卡的处女作只印了800本，布莱希特的只印了600本。假如当初有人觉得不值得出版他们的著作，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面对他所批判的那些庞然大物，安德列·希夫林是个唐吉珂德般的理想主义者。他坚信：“图书能否获得读者的认可，完全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它对账本的贡献。”但在现实中，他所怀念的那个既能出好书又能赚到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编辑的决定权让位给了财务报表；出版社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于畅销书，资源也在向那里集中；出版业正在成为第二个娱乐业，好莱坞的风格和价值观念逐渐成为主流。而资本对于利润的追逐更是愈发疯狂：过去出版业被看作是不需要多大资本但也不可能发大财，只会给出版人带来荣誉和乐趣的行业，它的税后利润率大都在3～4%。当纽豪斯将当初6000万美元买进的兰登书屋，以10亿美元卖给贝塔斯曼大赚一笔时，兰登书屋的利润率滑到了惊人的0.1%，但新的媒体集团要求图书部门要向旗下的报纸、电视、电影看齐，15%的利润率成为出版业的新目标。

    “金钱的重要性已经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那些原本被视为抵抗力量的价值观正在迅速消失。无论我们的财产，还是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自己，都已经成为商品，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同样的变化也曾在其他历史时期出现过，可现在世界的全球化和媒体的工业化让它的影响力更加惊人。”

    安德列·希夫林的可敬之处，正在于他始终冷静地对美国出版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客观描述和分析，他身在其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困惑。他鄙视那套惟利是图的“市场原则”，但也没能提出什么行之有效的灵丹妙药。

    1990年，安德列·希夫林选择退出了兰登书屋，潘塞恩公司也随之解体。他创办了一家“新新出版社”，力图以自己的实践证明，那一套大公司的发展路线并不是出版业的惟一选择。他在自己的试验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这对于一个年过花甲的人来说，的确非常令人钦佩和感动。好在希夫林干得不错，公司生机勃勃，他也很快乐。但希夫林也承认：“千万不要傻乎乎地以为出版业的这场变革会以喜剧收场”，像他这样的独立出版机构，即使全部加起来也占不到全国市场的1%；在此类变化的影响下，大公司纷纷取消了手下类似潘塞恩这样的学术性出版分支；而他所批判的“市场理论”仍然在美国甚至全球的出版界大行其道。

    2000年，安德列·希夫林在自己的出版社推出了这本《出版业》。他对此书很自信，预言将在全球发行17种语言的版本，他相信自己观察到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会遇到。“每个国家的出版商和书商都会就书中的观点进行辩论，表达各自的不同看法，并寻求新的解决方法。”

    这一点希夫林做到了，尽管过去了5年，中文版终于出版了，也确实引发了中国出版界的关注。但希夫林也许永远想像不到，中国出版人对于这些问题思考的背景会完全不同：

    ———希夫林忧虑的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下，出版业文化价值的迷失；而中国的出版业还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图书的意识形态属性正逐步向产品商业属性回归。

    ———希夫林看到了购并造成的传媒业的垄断趋势，认为过高的产业集中度会对出版造成伤害；而中国的出版行业还处在行政保护之中，产业集中度和规模效应都相当低，而且由于市场主体的缺位，现在的兼并只能靠行政的干预和捏合，而收购现象则根本就不能发生。

    ———希夫林批评美国的出版资源过度向畅销书集中，而中国的畅销书制度根本还没有得到确立。

    但安德列·希夫林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出版人仍然深具价值。他使我们看到了我们未来的道路，也看到了我们明天的问题。这条路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它也许能帮助我们摆脱今天的桎梏，但又会带来很多新的弊端。当田园牧歌般的出版方式遭遇到大资本运作的冷酷意志时，他是多么地痛苦；当要把人们从知识和精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精英理想，遇到了现实世界的娱乐业的价值铁律，他又是多么地无奈。

    “我们相信市场力量，相信它能统治一切，相信它能让世上所有的价值观为之臣服。我们还把它看作是消费者民主的一种体现。所有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出版业。”安德列·希夫林揭开了那大幕的一角，让我们看到那美好愿景背后的不美好。但或许，就像民主制度一样，尽管它也远不是完美的，但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我们恐怕也只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