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的贯彻执行

　　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合同法》真正进入实践仅仅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自2007年6月29日通过以来，围绕这部法律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过，有的甚至称这部法律的实施“会搞垮中国经济”，尽管劳动合同法的专家一度站出来澄清“劳动合同法绝对不是所谓‘善良的恶法’”，但是人们的疑虑仍然存在，主张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大有人在。今年两会期间，这个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在会上表示，劳动合同法“不是一个修改问题，而是一个要认真贯彻执行的问题。”

 　　确实如此，法治的根本在于法律的贯彻执行。从理论上来说，法律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最终服务于现实社会。法律的实现过程实质上是法律的贯彻执行过程。而法律贯彻执行的前提是法律的遵守，法律的遵守又需要社会对法律的尊重。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却是这样一种现象，任何一部新法律的出台，总是伴随着一大片批评的声音。总有学者认为有些规定不尽科学，而实务人士则认为有些规定操作困难。《物权法》出台时是这样，到《劳动合同法》时，这种味道更浓。我们的立法真的这样糟糕吗？

　　法律本身是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再先进的立法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永远不可能超越社会生活现实；同时人作为立法的主体，法律也会受到人自身因素的制约。立法所追求的只能是一种尽可能的完美，而不是完美本身。对于法律这种固有的局限性，一个解决的思路就是法律的修改。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劳动合同法》一出台，便有人迫不及待的主张修改法律。

　　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乎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博弈。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在于其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法律一旦出台就应该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性准则，人们有理由信赖按照法律规范的指示从事一定行为或者不行为。法律的这种稳定性要求法律在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发生变动的。这里的“一定时期”取决于法律的实施情况，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稳定性的要求高，因此一般是五年的时间，对于其他法律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但是仅实施三个月，甚至在最初实施的时候，就呼吁修改法律，实在过于草率了。朝令而夕改，法律的公信力何在，法律的权威性何在？

　　更何况，《劳动合同法》也不是“人人得而诛之”的恶法，其立法目的是要进一步明确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劳资关系双方利益的平衡，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存在缺陷的法律与恶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如在上文所提及的，任何法律都存在一定缺陷性，要求法律没有缺陷无异放弃法治。作为一部正常的法律，就应当被遵守和被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 伯尔曼的这句话已经被认为是法学领域中的一条公理。但我们站在法学最前沿的学者们似乎更热衷于对现行法律的批判，也同时引领和传播这样一种风气。学术和言论的自由本是无可厚非的，对现行立法提出问题当然也是不无裨益，但凡新法一出台，批评之声接踵，就有些悖于学术之初衷了。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仍然十分脆弱的国家，对于法律的信仰仍然在艰难的培育之中，这样的风气无异是一种摧残。

　　对于《劳动合同法》的是是非非，最后是应该由历史来下定论的。如孙宝树所言，现在所面临的“不是一个修改问题，而是一个要认真贯彻执行的问题”，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劳动合同法》落到实处，加大正确的宣传，树立《劳动合同法》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于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应当通过制定《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办法和有关配套法规予以解决。

　　关于《劳动合同法》修改的争论远远没有结束，在关于中国现行法律修改的争论中，它只是开始。而不管如何，轻易的修改法律，只会对法治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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