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加强廉政监察的积极作用及其原因

    唐朝前期，即“安史之乱”之前，就总体上说，由于社会安定，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君主多重视发挥监察机构的职能，使监察机构发挥了三大积极作用：

    一是弹劾不法以扬吏治。如武则天大定元年，御史中丞宋瑕劾奏张易之“谋反”，武则天为张易之辩护。宋瑕坚持“谋反大逆，无容首免”，并称“臣知言出祸从，义激于心，虽死不恨”，迫使武则天同意由御史台推按张易之，还令张易之到宋瑕家谢罪。宋瑕却拒而不见，声称“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法无私也”。夏官侍郎李回秀受纳货贿，监察御史马怀素奏劾之，遂罢了李回秀的官。李尚隐为御史中丞时，监察御史王旭颇用威权谋私，被受害者举报，李尚隐审理“无所容贷，获其奸赃巨万”，对王旭从严治罪。

    二是审理狱讼以法治国。唐朝视御史台为执法之地，故其监察官又称“法吏”或“法官”。御史台和其监察官吏通过惩处官吏不法，推鞫狱讼，平反冤假错案，对维护封建法制和以法治理国家，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如长安初年，御史大夫魏元忠为武则天宠儿张易之诬陷，将被流放岭南，太仆崔贞慎等于长安城郊外，为其饯行，张易之得知大怒，使人诬告崔贞慎等与魏元忠同谋，武则天借机令监察御史马怀紊按鞫，并遣人促迫“构成其事”。马怀索“执正不受令”，并奏称崔贞慎等以“亲故相送”，无可指责，“若以为谋反，臣岂诬罔神明?”于是崔贞慎等获免。睦州刺史冯昭泰诬奏桐庐县令李师等200家为妖逆，监察御史李尚隐请往复验，“果雪其冤”。唐玄宗开元年间，五原县有冤狱，久不决，监察御史颜真卿按复“立辩之”。时适大旱，“狱决乃雨”，百姓呼之为“御史雨”。

    三是纠正违失以振纪纲。如高宗仪凤年间，左司郎中王立本恃宠用事，朝野畏惧，侍御史狄仁杰奏请交御史台推鞫，但高宗特诏原谅他。狄仁杰奏称：“国家虽亡英才，岂少立本之类，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必欲曲赦立本，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戒”。正由于狄仁杰坚持维护纲纪，王立本被判罪，于是朝廷肃然。代宗时，吏部侍郎徐浩以权谋私，以妾弟冒选，又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被御史大夫李栖筠弹劾，坐贬明州别驾。不少监察官员为振肃纪纲，对国家时政得失提出很好的建议和批评，并注意以身作则。对于御史巡按州县，唐太宗贞观初年，“恐州县广费”，“禁御史食肉”。御史台长官还经常告诫出使御史要“自重其权”。唐玄宗开元十三年，针对御史出巡州县夹道迎送，大摆宴席，御史作威作福的不良风气，重申御史出使本为“举正不法”，如果“身苟不正，焉能正人”，故申明格式，严厉下令御史出使，不得更示威权，违者依法论罪。

    唐初监察机关之所以能发挥这些积极作用，与唐朝御史台有更为独立的监察权，重视台纲的整顿，完善监察机构的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唐朝御史台内诸御史有明确分工，职责分明；台院、殿院和察院各有其职司；在监察制度上，纠弹，推鞫、分察尚书六部，分巡京城内外，出使州县、知馆驿、监军、监决、监仓库，监岭南补选及lO道巡按使和15道采访处置使等一系列制度的全面确立，这就使唐朝前期御史台监察职能发挥，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了保证。唐朝御史闻风弹事，独自行使职权，同时自身也受监察，以及必要时可以拒绝执行君主调遣和错误决定的制度，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后世所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