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衙门病

    做得好，不如说得好

    清代官场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不仅不能少说话，而且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

    勒保是嘉庆名臣。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与他拉起家常，问道：“你们做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不假思索，回答得十分干脆：“能说话者最讨便宜。”嘉庆帝对勒保的回答深表赞成，说：“是啊。工于应对，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现他的长处；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口才好掩盖自己的短处而展示长处，虽然事后觉察．但当前已被他蒙混过去了。再者说来，政事不依赖上奏、汇报就不能畅达，有极好的事，往往会被不善辞令的说坏。这就是圣人所以设有言语一科啊。我每当遇到那些朴实无华的官吏，一定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勒保回来后，还将嘉庆帝的这番话到处宣扬。

    言语说话是这样，公牍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在上报的公文中用“毫无疑义”四字，结果招致上司驳回，一再往返后，他将“毫”字改为“似”字，上司立即通过，但因此花费很多钱，被时人称为“一字千金”。

    会说话更多时候意味着能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杨文章。据《庸闲斋笔记》记载，同治六年，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时，先与道员商谈掩埋暴露各处尸骸的事，正在此时，巡抚、布政使司接连发文要陈其元办这件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

    经办。历时3个月，共埋葬4万多具棺木，但因故还有l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将实际情况向巡抚、藩司作了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后来藩司下文，认为掩埋1700棺的县令办理认真，为此记了大功；而南汇县因为还有1万余棺没有下葬，陈其元被申饬一番。当初，陈上报时幕友本来粉饰其词，以“掩埋尽净“作为初稿，陈却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年就不能再办，这1万多尸柩最终将暴露在外。”经历这件事以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饬之语。

    钱开道，礼相送

    做大官、任肥缺要出更多的钱，这早已是清代官场尽人皆知的秘密。而有些惯例或潜规则，官员也必须遵从。如地方官向京官送“别敬”就万万不可少，而且越到后来，数目越大。张集馨在他的自编年谱里详细记载了他于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两次进京送别敬的花销。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时任福建漳州道的张集馨．因其继父去世，回江苏仪征家的路费都没有，向人借贷后才上了路。道光二十五年年初，张集馨补授陕西督粮道。这是个肥缺。他自上年秋天到了京城，一住就是四个月。不但带来的近千两银子已全部花光，而且，按照他的说法，“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律应酬”。没有钱，只好托关系，大举借债。通过编修龙兰移向广东洋行借了9000两银子，利息还算比较低，是9厘。这还不够，又从包怡庄那里借了1000两；从汪衡甫同年那里借了500两，利息2分；借江翊云同年500两；借西人项5000两。在京城的短短几个月，包括买礼物花了几百两银子，共用别敬1.7万两。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升任四川按察使，到京谢恩。这次送的别敬是：军机大臣，每处400两，当时是7位军机大臣，除赛尚阿没有收，6位军机共2400两；上下两章京，每位16两，有交情的，或者在京代为他通信办奏折的，80—100两不等；六部尚书、都察院长官各100两，侍郎、大九卿50两，一次递减；同乡、同年等，一概都要应酬，共用别敬1.5万多两。

    这两次送的别敬就用去3.2万两银子，而四川按察使一年养廉银是4000两，粮道的养廉银也不超过5000两，那么，其余的银子从哪里来呢？主要事“肥缺”的隘规所得。张一再称自己廉洁自律，在当时他也确实算得上能够自律，但尚且如此，其他可以想见。

作者：林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