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官报

    本文以官报为研究对象，是希望从新闻史角度研究清末官方在报业高潮中所起的作用。在革命史上，当时革命派的宣传活动为反清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清末报业高潮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交织着各类报刊、各个派别的不同活动。研究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才能够全面地合理地解释这一高潮的产生原因和特点，进而揭示它在中国新闻发展史上的地位。

    注释：

    [1] 其中有些今已散佚，仅见载于官方文牍之中。另外约10种只有创设动议而未有具体活动的官报，则不计入总数之内，仅用做分析官报布局时的辅助材料，以免影响统计的准确性。

    [2] 至于县一级官报，从有关报道、禀批中看，似乎很少，笔者也只搜集到江西广丰县和江苏宝应县的两种。这方面的资料还有待各地史志的开掘。

    [3] 官书局报刊并非像以往所称至戊戌政变时“遂被裁撤”，笔者在1900年6月17日《湖北商务报》中尚见有选录“四月《官书局汇报》”的文章，可见其停刊时间不会早于1900年上半年。

    [4] 官书局性质的另有1898年5月河南官书局所出《汇报辑要》一种，商务性质的有1899年4月3日汉口商务局办的《湖北商务报》和1890年3月1日江南商务沪局办的《江南商务报》。《北洋官报》之前，《湖南官报》虽已创刊，但当时“系绅商经理”，1905年4月5日方归官办。关于该报的记载较为混乱，此据1905年4月14日《时报》说，故计入下一时期；《晋报》也属类似情况。

    [5] 见《光绪朝东华录》，4143页。

    [6] 官吏常俸之外按职等发给的银两，清中叶之后数额固定，类似今之附加工资。

    [7] 此前例两三年内，《东三省官报》、《黑龙江官报》、《广西官报》等已被地方当局宣布为法令公布机关，但是这种做法的影响和意义远不如《内阁官报》。

    [8] 例外者如光复后四川军政府机关报就叫做《四川军政府官报》。

    [9] 见1902年11月4日《大公报》。

    [10] 1903年12月，商部。初股份半为官款所购，半为朝臣个人所购，后纯系官款，1906年1月停刊。

    [11] 1905年，练兵处。练兵处虽非一部，但统领全国编练新军事宜。

    [12] 1906年4月，农工商部。

    [13] 1906年8月，学部。

    [14] 1909年8月，邮传部。

    [15] 1910年12月，英文，外务部。

    [16] 议设本部官报却未能出报的，还有宪政编查馆、度支部、政务处、吏部、巡警部、陆军部、理藩院及弼德院等。

    [17] 南洋、北洋大臣权限高于总督，但两地官报活动方式仍同督辖级官报。

    [18] 清制，地方政权分省、府、县三级，省与府之间设有非行政区的道，监察数府，其主官即观察；太守相当于知府，同知为知府的佐官。

    [19] 统计方法为，日刊和双日刊取农历每月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两期，旬刊每隔3期取一期；样本缺失时以邻近一期替代。数据为加权平均数。

    [20] 如《南洋官报》1909年2月10日载《本局主笔呈藩宪遵拟改订南洋官报内容体例清折》中，即见该报拟添清书两名，“请宪台批示银两并两人姓名”。

    [21] 《吉林教育官报发刊辞》所附《略例》，载1908年3月9日《大公报》。

    [22] 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辑。

    [23] 也有少数民营报刊通过官方派销，如商务印书馆的《外交报》，罗振玉主办的《农学报》，都是主动提出申请的。

    [24] 山东潍县甚至按地亩多寡派购，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清季摊丁入亩的赋税征收方式了。

    [25] 《宪政编查馆咨复直隶总督报费毋庸扣成文》，载1908年3月10日《政治官报》。

    [26] 《官书出版》，载《启蒙通俗画报》甲辰（1904年）第19期。“缺”即县。

    [27] 统计1908年12月23日《学部官报》中《核明光绪三十三年分本部收支各款折》的各项数字，可见该报在民间零售额仅占总数的0.77%。

    [28] 《宪政编查馆咨复直隶总督报费毋庸扣成文》，出处同前。

    [29] 此类例证颇多，如山西加销或绌销《晋报》10份者，记功或记过一次，屡无改进者记大过后撤职；湖南安仁县令请减派销数而遭湘抚严斥；《四川官报》还将多销或少销的处理情况不时做对比编排，等等。

    [30] 《学务处筹议择地合修学务处官报局及调查所并附设师范学堂详文》，载《四川官报》甲辰（1904年）第6册。

    [31] 《分省补用知府程淯上山西巡抚部院张拟白话报简章禀并批》，载《四川官报乙巳（1905年）第13期。

    [3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章第19节。

    [33] 据前引《核明光绪三十三年分本部收支各款折》中12省申解报费数推算。这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其余各省未包括在内。

    [34] 李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书局报馆折》中的五项建议，对象是清政府，所以设立报馆一项实质还是由政府办报，尽管折中没有使用官报二字。

    [35] 《光绪朝东华录》，4719页。

    [36] 《光绪朝东华录》，4771页。

    [37] 《光绪朝东华录》，5563页。

    [38] 《光绪朝东华录》，5686页。

    [39] 《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办理政治官报酌拟章程折》，载《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1060页。

    [40] 《北洋公牍类纂》续编。

    [41] 如《工学》、《幼学体操法》等，见《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暂用教科书》，载1906年10月28日《学部官报》。

    [42] 《本报第一百册纪念辞》，载1908年1月3日《南洋官报》。

    [43] 《说官报》，载1904年5月24日《南洋官报》。

    [44] 《东译民约论书后》，载1904年7月11日《南洋官报》。

    [45] 三乘槎客：《自由界说》，载1904年3月23日《南洋官报》。

    [46] 李棠：《论南宋以后言路之误国》，载《江西官报》癸卯（1903年）第14期。

    [47] 《民权平议》，载1903年1月4日《北洋官报》。

    [48] 这份奏折的准确日期未能查到，此处转引自方汉奇等所编《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事编年》，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25辑。

    [49] 《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载1907年2月《东方杂志》所出《宪政初纲》临时增刊。载泽此折虽仅谈立宪之利，但最终目标与新政是一致的。

    [50] 孙少荆：《一九一九年以前的成都报刊》，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关于《保路同志会报告》，《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6辑载文订正，称每份售价两文，期印1.5万张，而不是孙文的“不取卖价，一天发五六万张”。

    [51] 见1908年9月25日《大公报》。

    [52] 《四川官报局总办札饬各州县推广官报文》，载1904年10月5日《南洋官报》。

    [53] 樊增祥：《南洋官报叙》，载1909年2月10日《南洋官报》。

    [54] 《本报第一百册纪念辞》，载1909年2月10 日《南洋官报》。

    [55] 《上海报界之一斑》编后语，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2期。

    [56] 《论政党机关报与官僚机关报之不同》，载1909年9月25日《大公报》。

    [57] 《舆论与官场》，载1908年6月5日《大公报》。

    [58] 《看报之有益》．载《四川官报》甲辰(1904年)第32册。

    [59] 《说官报》，出处同前。

    [60] 见1911年6月11日《两广官报》封二。

    [61] 见1908年4月14日《大公报》。

    [62] 见1903年10月28日《大公报》。

    [63] 吴桐林、章宗祥等虽办过官报，却不是因办报而出名的。

    [64] 《江督周照会商务报馆扣提宁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