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幕府与幕僚

    曾国藩大批奏保幕僚主要是在咸丰十年出任两江总督之后。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艰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咸丰九年曾国藩奏保其老友吴嘉宾升任候补同知，即为吏部驳回。同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亦未获批准。咸丰十年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于一折之中，同时举荐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堪膺封疆之寄。同治二年十一月又一次奏保涂宗瀛等九员皆学行修饬，可备任使。其他三三两两的陆续奏保者更是难以尽举。此时，清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其中沈葆桢、李鸿章由道员直升，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讦。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剿捻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迨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则难以尽举。可以说，曾国藩幕僚凡愿意做官而又差可委任者，几乎人人有官可做，甚至连方宗诚那样不习政务的迂腐书生也谋得直隶枣强县实缺。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曾国藩幕僚中，得保既多且优者主要是秘书人员和筹饷人员。差不多湘军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都在奏保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以劳绩保荐一部分幕僚。有时来不及办理保案，就在奏折中留下话语，以便具折续保。例如，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曾国藩就在奏保前线将领时声称，对几年以来随其办理文案、善后、粮台诸务之印委各员，“均当确切查明，续行分案择优请奖”[4]。对于筹饷人员则无须借此挂带，仅根据其筹款成绩就可迳直保荐。例如，在江西办理厘金的李桓、李瀚章、孙长绂，办理饷盐的万启琛以及湖南东征局的恽世临、黄冕等人，都是以此为由加以奏保的。

    曾国藩奏保幕僚，通常有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办法。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亦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变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于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二人“交易而退”[5]，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曾国藩所以这样奏保幕僚，一为实际上的需要，如整顿吏治、恢复被太平军打乱的清朝地方政权等；一为笼络人心，以使幕僚们为他出力卖命。当时，兵荒马乱之中肯于出为幕僚者，多想混个一官半职。正如赵烈文说的那样，“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6]因而，曾国藩只有不断奏保幕僚，才能使人人觉得大有希望，死心踏地为他所用。对于这番道理，曾国藩带兵之初似乎不太明白，也有些放不下理学家的架子，故在营数载，“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诸事不顺。咸丰八年再出领兵，他才在胡林翼的启发下，“揣摩风会，一变前志”[7]，开始对幕僚大加保举。

    当然，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难苦，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例如，幕僚中有个叫刘瀚清的人，曾以“忠义之士”召入幕中办理文案，并已升至候补知府。同治五年正当曾国藩需人之际，他为家中事急，不听劝告，执意请假回籍。其后，曾国藩即以其“缺乏耐性”为由不予奏保实缺官职，虽经其同乡好友赵烈文一再求情亦仍无济于事。

    有计划地储备和培育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第二个特点。讲储备则曾国藩用人如流水，其幕府恰是储备人才之库；论育人则曾国藩如师长教弟子，其幕府即为读书、习练之所。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博取慎用。取之欲博则凡具一技之长，一处出色者即广为延揽，多多益善，唯恐有所遗漏；用之欲慎则使用之时，慎之又慎，唯恐用非其人，人非所宜。面对众多的人才，而要做到用之无误，就要有安插之所，考察之方，不仅要察言观色，还要试之以事，验之以效。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之地，对各种人才先事广为搜求，延之幕府，一旦需要即量才取用。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功绩奏保官职，委以地方之责。曾国藩的这套办法行之多年，卓有成效，本人自以为百无一失，世人也多推其有知人之明。倘无如此庞大之幕府，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曾国藩认为，大才乃天然生成，而中等以下人才则可通过培养教育造就出来。同时，科举制度耗人精力，误人青春，使天下无现成人才可取，要做好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亦必须自己动手培养人才。所以，他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他的幕府一则治事，一则育人，既是办事机构，又是有计划培养各种人才的学校。他从军从政多年，在部下面前始终保持着两种身份：既是统帅和官长，又是老师和父兄。而幕府乃文人聚集之地，故他主要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不行军营规矩，略似私塾约束，同幕僚之间犹如严师教弟子，馆师课蒙童。曾国藩所拟“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8]的对联，基本反映了这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