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与回避

    说起“大义灭亲”，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便是中国清官排行榜上首屈一指的包青天。包公斩侄的故事许多人耳熟能详。然而，笔者仔细推敲后认为，包公斩包勉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宋朝法律规定：“诸鞠狱官与被鞠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须听换推。”也就是说，如果法官和被告人是亲属，或者有很近的姻亲关系，那么法官必须回避。包拯与包勉是叔侄，是五服之内的近亲，以“官清如水”闻名的包拯，怎么会知法犯法呢？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义灭亲”的尴尬地位？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古人之“大义灭亲”与现代人之“大义灭亲”是两个意思。“大义灭亲”语出《左传》，说的是卫国大夫石将自己的弑君叛国之子石厚处死的故事。左丘明记载了这个故事，是称赞石石昔为君臣大义而绝父子私情的行为。这种类型的“大义灭亲”为封建王朝一直提倡，并作为“亲属相容忍”——在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互不告发罪行义务的一种例外。而现代意义上的“大义灭亲”，则是指维护正义而不顾亲情，早已背离了古人的原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回避制度的国家，诉讼回避在古代称为“换推制”。诉讼回避立法首见于《唐六典》：“凡鞠狱官与被鞠狱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发展到宋代，诉讼回避的范围更广，规定也更为细致。南宋时期，法律对于有应回避情形而不回避的，还要科以杖一百的处罚。

    我们不得不敬服于古人的立法智慧。中国古代的诉讼回避制度，正是遵循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针对人情伦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而构建，尤其是关于群体回避制度，对于我们今天的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改革，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 马慧 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