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北川中学临时学校的同学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激励灾区人民勇敢面对地震灾害,与全国人民一道,众志成城,战胜困难,重建家园。中华大地,每个人感同身受,热泪盈眶,中华民族生发了全民族的大爱之情,涌现了全民族的抗震救灾热潮。人们正在用心去理解“多难兴邦”的深意。
但是,有人却用从文本到文本的方法来质疑它的正确性,且来看看:
我们先来查看一下“多难兴邦”的文本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国家多灾多难的局面,可以激发人民发奋图强,战胜困难,使国家兴盛起来。《辞海》的解释:多遭患难,会促使内部团结,发愤图强,国家因而强盛起来。
我们再来查看一下“多难兴邦”的文本出处:其一、《左传·昭公四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 失其守宇。”一个“或”字,指一种可能。其二、晋刘琨的《劝进表》:“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仍一个“或”字,指一种可能。其三、李鸿章在他的遗折里这样写道:“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 李鸿章带着一厢情愿与同僚“复同患难”,而不是与民同患难写进“遗折” ,而最终成为遗愿。
综观以上文本出处,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从文本的角度,从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体制下的官本位来认识“多难兴邦”,都不是发自劳动人民的声音。因此,仅从以上的文本出处去解释,的确无法解释得通,甚至产生思维混乱。这就是时下在网上出现质疑观点的缘起。
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文本到文本的常规去查找它的出处。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早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经形成,而且是那么的绚烂。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作为传说时代文明总结的“诗书礼易”去找寻。我们可以从《易》及其思想大系去找寻:
其一、《周易·易经》:“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告戒我们要自强不息,顺境不骄,逆境不馁。
其二、《周易·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将《易经》的要求变成人们可以去践行的具体行为要求。
其三、《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用太极和阴阳之道,辨证地阐述了“祸”和“福”的关系。
其四、《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更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明,历经磨难的人将具有更坚强信心,更强大的力量,去战胜更大的困难,成就不凡的事业。
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教,作《论君子》的演讲时,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凝练为中华传统美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生发点,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多难兴邦”就是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生发点发育而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们中华民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灾祸,但从来没有被压垮,始终生生不息,繁衍发展。就因为我们有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朴素思想和民族精神,有着在灾难面前“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优良传统,有着在同胞面前“仁爱、包容、团结”的民族气质。这种民族精神、优良传统和气质,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像长江黄河那样源远流长,世代传承。特别是近现代,一批批民主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及和平建设时期,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赋予“多难兴邦”更多的时代特点和崭新的文化内涵:
郁达夫先生,代表革命年代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和人民群众高声喊出了“多难可以兴邦,节约可以救国”。 面对日寇的铁蹄,前辈们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最终将日寇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
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之初,在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的时候,代表全国人民向世界表明:“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良好开端,两弹一星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和伟大。
在这次抗震救灾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将十七大“以人为本”的思想全面贯彻到抗震救灾的方方面面。在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就来到了第一线指挥救灾;在抗震救灾的一线发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用百倍的努力把人救出来!”的命令;五星红旗为遇难同胞降下半旗,国哀三天……
我们对公民个体生命至高无上地尊重,不分强弱,无论贵贱。在这种平等、公正、自由的氛围中,温家宝总理发自内心写下的代表了全国人民心声的“多难兴邦”四个字,使这种民族精神再一次得到了升华,成为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时代精神和自觉行动,成为被国外人士所说“可怕的一瞬间”和“无法复制的中国特色”。
“多难兴邦”,不是一个肤浅的文本,而是永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