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

    妻子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几十年来，她除了承担养儿育女的重任外，还包揽了全部家务，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与妻子朝夕相处半个世纪，回忆几十年走过的路，妻子在我的心中就像一部中国传统女性的经典之作，而且常读常新。

    我以前在农七师边境一三七团场担任工会副主席，主管全团的工会工作。现已77岁了，但身体尚好，每天还能坚持早晚散步七、八公里，还能坚持写作。退休后，曾为团里主编撰稿出版了两部团志近50万字，并发表新闻稿件上千篇，荣获全国、省地级荣誉证书近50个。每当我看到书架上摆放的荣誉证书，总忘不了妻子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的功劳簿上有她一大半的功劳。自1958年她与我相伴以来，我们已度过了50个春秋。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在日常生活中，她对我及孩子关心备至，尤其使我终身难忘的是：

    1961年3月，我从广东军区转业进疆，分配到兵团农七师第三总场（现一三七团）五队工作时，当时她才19岁，是广东中山市某区出纳员。为支持我进疆，她毅然辞去优越的工作，离开繁华城市，跟我一起来到大西北边境农场。我俩住的是八面透风的半截地窝子，她却毫无怨言。当年9月间，我不幸患上伤寒病，病来如山倒，得病后一个多星期昼夜发高烧达40多度。建场初期医疗条件和技术都很差，大夫把我当重感冒治，治了一个多星期，我仍高烧不退，我已烧“疯”了，浑身疼痛难忍。失去理智的我用拳头打碎了卫生所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是妻子含着伤心的泪水，深夜去找总场领导求助，当时副政委王光心了解我的病情后十分重视，当即打电话要求卫生所千方百计在公路上拦一辆车（因当时总场还没有救护车），派人将我送往师医院。我在师医院治疗了27天后才脱离危险。

    1973年春，在煤矿工作期间，我身患对口疮，右脸上也长了个大疮，弄得我一个多星期不能进食，只能靠妻子一勺勺地给我喂稀饭。由于病痛的折磨，我整天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最严重时连水都不想喝了。团救护车到了矿上也不敢把我往医院送，害怕路上不好走，出了事负不了责。我只能在矿上接受治疗。当时煤矿卫生员雒子正非常负责，也很有经验。在他日夜精心治疗护理下，我的病情逐步好转。那时我妻子32岁，可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了，最小的孩子才1岁。她一边日夜守护着我，一边还要照顾孩子，真是不容易啊！当时生活条件差，职工供粮95%是玉米面，她为了让我喝点稀饭汤，找到团驻矿领导赵良合，批准从小食堂称两公斤大米给我熬稀饭。

    2001年春天，因我右额患病毒性疮疹，额头肿得右眼都看不见了，左眼很快也睁不开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儿子找车把我送到兵团奎屯医院治疗近一个月才出院。住院期间，妻子日夜守候着我，成了我的特别护理。我每天打吊针八九个小时，打饭、洗衣、上厕所都要她伺候。当我心情烦躁时，她轻声细语地宽慰我；当我难忍病痛煎熬时，她紧握着我的手，给我力量。

    经过前后三次重病，我亲身体验到“少年夫妻老来伴”的深刻含义。有人对我说：“要不是你妻子对你的关心照顾，你早就没命了。”这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我真的为自己今生拥有这样的好妻子而深感幸福！

    《戈壁母亲》在中央一台上映后，告诉全国13亿人民，兵团事业是伟大的，兵团人了不起。因为，广大的军垦战士，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百多个现代化国营农场，每个师，每个团场都是一座美丽的军垦城，并遍布全疆。

    作为这个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我们深感荣幸和骄傲，而建设中的妻子在那个艰苦岁月中给我的支持，让我时时感怀，我甚至觉得，相对于今天兵团的许多人而言，妻子就是“戈壁母亲”，就是那个含辛茹苦扶慰家人，充满情义，热爱生活的兵团女性的化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将越发苍老。但心里对事业的爱，对兵团女性的敬仰和爱，却永远不会改变。

作者：刘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