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驰北：明王朝的内耗（3、4）

3．恶势力成了社会主流

明代的封建帝王专制是通过宦官专政实现的。宦官因为他们不拥有道义，不拥有知识，他们老有势薄力单的感觉。他们知道他们处在千夫所指的地位，四面八方都投来鄙视的目光，他的卑贱隐藏不住，就呈露在外面，只要他一张口，别人就能听出他的卑贱。因此，一朝得势，就要扶植私人势力，要有一些人依附在他的周围，为他歌，为他唱，受他颐指气使。有这批依附势力存在，他空虚的心就会得到充实，他的卑贱感暂时就会弱化和淡化，他孤单无着的心绪也就可以得到暂时的宁静。大的宦官营造大的依附势力，小的宦官营造小的依附势力。忠贞正直的人士，有道德情操的人士，洁身自好的人士，都会鄙视他们，视他们为人间污秽，不会依靠他们，做他们的羽翼。主动投靠他们的是利欲熏心丧失廉耻之人，希望在权力再分配上能沾点油水之人，甚至社会上的泼皮无赖，地痞流氓。因为正是这些人才甘心为他们驱使。在明代认干儿义孙的风很盛，有些人为了投靠到宦官门下，就不惜拜宦官为父、为爷，自称干儿，甚至义孙。干儿义孙本属于走狗，他们的门下又有这种走狗，当时有人曾将这种社会畸形现象写成《百子图演义》。魏忠贤的干儿义孙中就有 “五彪”、“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都是一群为非作歹不知羞耻为何物的渣滓，他们只是追逐利益。“五虎”的首领崔呈秀以御史身份巡按淮阳，贪污纳贿，仗着是魏忠贤的干儿，毫无顾忌。巡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整治地方的贪官，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大贪。左都御史高攀龙揭发他的罪行，崔呈秀几乎是明码标价，强盗出三千金就释放，犯人出千金释放。有些官员，即使有过失，只要出钱，就可向上面推荐提升。行贿成了普遍的社会行为，受贿成了官场上的常规，“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了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是宦官专政带来的必然后果。

中国历史证明，不论是良性政治环境，或是恶性政治环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容易发展到极致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国学中培养出来的。宋代，因为学院的盛行，就学于私立学院的很多，但要追求仕途而非研究学问，人们还是要到国学院去就读。就是私立学院，读的还是儒家经典。儒家的学说是入世学说，它是把读书和入仕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入仕就得依赖政权，所以对权力的依赖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脆弱性，他老盼望有依附对象。宦官因为没有知识作资本，因此他的活动能量不大，宦官依赖宦官是成不了大气候的，宦官集团要想扩大它的恶，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是不行的。知识分子素来鄙视宦官，在通常情况下，把依附宦官集团看做是道德沉沦的表现，这个道德观念成了知识分子与宦官之间的不可逾越的精神栏栅。但是在明代，封建统治者把宦官培养为政治的主导力量，控制了仕途的各个要津，这直接关联到知识分子的前途了，知识分子不能不作深思，是守住道德理想，还是追求个人前途，这两者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要守住道德情操就得耐住寂寞和贫穷，就得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默默了此一生；要追求个人前途，就得向宦官靠近，和宦官靠拢，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种痛苦，因为宦官的境界很低，他不爱听知识分子谈经论道，他喜欢听别人对他们的歌颂赞扬，进行钱权交易。这些对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非道义行为，只能暗地里进行，而对宦官来说，普通得如同市场买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商谈筹码。和宦官接触就得丢掉自身美好的东西，要曲学阿世，换上一副丑恶的嘴脸。在这个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换过程中，知识分子是有内疚的。一旦转换过程完成，内疚消失，那就什么卑劣之事都做得出来。知识分子向宦官倒靠，是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信号。英宗时，宦官王振得势，一般大小官员（当然都是知识分子），都不顾廉耻趋炎附势，李贤在《古穰杂录》中说：

“振既得权，喜人趋附。廷臣初不知，数以微谴见谪，兵部尚书徐晞、工部侍郎王祐，俭忄邪小人，首开趋附之路，百计效勤，极尽谄媚之态，遂宣言于众曰：‘吾辈以其物相送，振大喜，以为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进见致礼者为慢己，必得祸。’众闻知益惧，皆具礼进见，从此以为常。初惟府部院大臣，以后朝廷百执事俱行之……被容接者，若登龙门。”

这段记载对了解知识分子如何倒向宦官，非常有史料价值。知识分子大规模向宦官投靠是从英宗开始的。宦官王振初掌权时，知识分子和他还保持着距离。朱元璋最初重用宦官，后禁宦官干预政事。到永乐时，朱元璋的禁令渐渐松弛，但是宦官犯法还是处以重典。到了英宗，宦官集团才成了朝廷的中坚，知识分子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向宦官投靠。王振掌握大权以后，一些权欲熏心的官员，如兵部尚书徐晞和工部侍郎王祐就开始探摸王振的脾胃，这就象征着知识分子开始捉摸宦官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并要思考出与之对接的适当方法。只要把自己从精神上降低为小人 （卑微者），才能真正理解宦官。这两个大员在精神上早已堕落，对宦官从鄙视转为敬仰，他们不再以否定的态度看宦官，而是以肯定的态度看宦官，于是就摸清了宦官情感变化的来由，这两位大员就向人宣扬：“吾辈在去见王振时要是送上礼物，王振就会大喜，他就会认为这是尊敬他，他就会厚待你。”这两位大员又说：“王振对那些不给他送礼的人认为是不尊重他，必给你找麻烦。”官员们才搞清楚为什么过去有些人稍有点过失就被免官，原来是因为没有送礼。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见面收礼被认为是贪墨行为，而宦官则认为是正常行为，现在知识分子认同了这种方式，就是知识分子由善转向恶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后，官员们去见王振都带上礼物，渐渐地这种送礼行为成了官员们的常规，非道德的方式竟然成了正当的交际方式，这是严重的社会道德滑坡。一开始只是朝廷府部院寺大臣送礼，以后朝廷各类官员都送礼，再下去连地方官员也送礼，原来是暗中送礼，现在则是公开送礼，又都不以为耻辱，反以为荣。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就这样一步步抛掉道德观念倒向宦官集团。

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成批倒向宦官，这就是把荣辱观念颠倒了，什么样的丑闻从此就不断发生了，由送礼发展到给王振下跪。《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两六卿之进》中写道：“河南鄢陵人刘睿者，为吏科都给事中，路遇王振，跪于道旁，振大喜，升为户部左侍郎，后升户部尚书，致仕归。”高级知识分子居然给王振下跪，因为跪能升官，给王振下跪就是道德向邪恶屈膝，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黑暗。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律能力是何等微弱，只要统治者用官位作钓饵，他马上缴械投降。下跪可以升官这又是对精神卑污的认同，从此天下人就可把道德视作粪土，各售各的奸了。就是前面提到的最先摸清了宦官情感底细的王祐不仅给王振下跪，还称王振为“老爹”。吕毖：《明朝小史》卷六中说：“侍郎王祐出入太监王振之门，祐貌美而无须，善侍候振颜色，振甚眷之，一日问祐曰：‘尔何无须？’对曰：‘老爹无须，儿子岂敢有须！’因为宦官脸上不生须，王祐才这样说。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权力、官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里处在何等重要的地位！只要能获得权力和官位，他们什么都可抛弃，圣贤书统统可以忘却，长年的修身积累可以毁之于一旦，权力和官位可以使他们颠倒是非、颠倒荣辱、颠倒黑白、颠倒善恶，甚至把自己改造成恶棍都行。值得提醒的是，与明代几乎同时，欧洲正是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兴起的日子，他们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培养人的主体意识，认识人的伟大，这在人类是一次光辉的自我塑造。知识分子从宗教和神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开始意识到发挥自己个性的重要性，人的尊严和人格受到尊重，于是人的创造潜能开始奔涌出来，揭开了创造现代社会的序幕。中国封建社会对人的尊重开始于北宋年间，尤其是在宋仁宗时，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已到了很令人欣慰的地步，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把人格、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欧阳修、范仲淹都是那个时期的典范。如果顺着那个脉络发展下来，中国人做人的志气是会大大提升的。不幸，蒙元灭了宋朝，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处在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连人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保障，从何处去生发人的主体意识呢？到了明代，本应该继承北宋中断了的尊重人的传统，可惜由于朱元璋的卑微心结作梗，没有恢复宋代的某些优良传统来高扬人的认识。相反，他依赖生理残缺、灵魂卑污的宦官来做政治中坚，这些人身上怎能产生尊重人的意识？人向不合格的人俯首，生理上健康的人委曲听命于不合格的人，这是人自身的贬值。西方，在高扬人；中国，在作贱人、贬低人，这使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向不同矢相发展。在元朝以前，中国的社会文明度要高于西方，而在文艺复兴以后，一步一步落后于西方，这个差距就是从明代拉大的。

知识分子道德滑坡的声势越来越大，向宦官屈膝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元老重臣都向宦官乞怜了。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位名臣，在历史上以改革家著称。就是这位张居正也不得不依赖宦官冯保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显赫无比。戚继光位列三公，李成梁受封为王，可算是位极人臣了，但给张居正写信，后面都写“叩头跪禀”。但就是这个张居正，在冯保面前还自称“晚辈”。张居正还和冯保阴谋，算计大学士高拱，用心非常险毒。

“初，穆宗崩，（高）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冯保在后妃面前说高拱的坏话），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迨拱去（等到高拱去职以后），保憾犹未释（冯保对高拱的恨犹未消）。万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伪为内侍服（穿上内侍服冒充宦官），入乾清宫（钻进乾清宫），被获下东厂（被抓住送进东厂监狱），保欲缘此族拱（冯保欲借这个人陷害高拱一家），与居正谋，令家人辛儒饮食之（叫一个名辛儒的家人拿了好菜好饭让王大臣吃）。纳刃其袖中（把一把刀子放在王大臣的衣袖里），俾言拱怨望（要王大臣招假，说高拱心中对皇帝心怀不满），遣刺帝（高拱派王大臣进宫刺杀皇帝），大臣许之（王大臣答应了）。逾日，锦衣卫都督朱希孝等会鞠（会审），大臣疾呼曰：‘许我富贵，乃掠治我耶？（原来你们答应给我富贵的，现在怎么给我用刑法？）且我何处识高阁老？’希孝惧，不敢鞠而罢。……乃以生漆酒喑大臣（用生漆把王大臣弄成哑巴）。移送法司坐斩。”

这是多么卑劣、肮脏的陷害人的阴谋，冯保竟和张居正同谋，可见张居正灵魂被宦官污染到什么程度了。从做人的人格上说，张居正应是一个受批判的对象。张居正和王安石都被称为改革家，可是两个人的精神境界真是天渊之别！

历史上的许多好事是知识分子鼓吹出来的；历史上的许多坏事也是知识分子促成的，许多事情就是被知识分子推向绝端的。历史学家在评定历史时常常忽略了知识分子的功与过，这是有悖于历史的。宦官这个形象在人心目中是卑贱的，靠宦官自己是无法改变他的形象的。正是知识分子用他的智慧和知识美化宦官，给宦官头顶上装潢上一道神圣的光圈，正是知识分子想出办法，给宦官建立生祠，也只有知识分子能想得出，做得出，因为知识分子可以引经据典，编造出许多莫须有的理由。官员们对宦官的逢迎谄媚已到了顶点，知识分子又想出新花招，就是给宦官头目建立生祠，这在魏忠贤时非常普遍。第一个请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贞，是他上书给魏忠贤唱赞歌，并提出：“宜从众请，用建生祠。”他还打着老百姓的旗号。一个巡抚这样做，其他的巡抚都跟上来，而且竞相把祠建得富丽堂皇，“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明史·阎鸣泰传》）。建一座祠还不足以报效忠心，阎鸣泰人于蓟、辽建了七个祠。后来，又发展到塑生像，在蓟州、大同、湖广等地的生祠中都给魏忠贤塑生像，有些还是金像，他们把宦官推崇到神和皇帝的地位。这完全属于非理性的荒诞行为，无知识的人搞这种荒诞活动，情有可宥，而无知识的人又想不出这样高级的谄媚行径。这种行径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设计出来。有知识的人干无知识的蠢事，这是灵魂的大出卖，他们换来的只是一官半职。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大出卖的勾当，是对社会文明的严重污染。《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一：“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腑皆以金珠宝玉为之，衣服绮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之花。”更有甚者，还仿效道观东岳大帝的神像头戴冕旒、抱笏，把魏忠贤塑造成帝王模样。围绕建祠，少不了还要舞文弄墨，这更是灵魂卑劣的知识分子大显身手的机会，那种吹捧之词肉麻到令人不能卒读，如“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先拨志始》卷下）。又如“尧天之巍荡，帝德难名，时雨之沾濡，元勋丕著”。（《先拨志始》卷下）。把宦官推到天神和帝王的高位，这是对恶势力的最高推崇。这都是知识分子策划的牞正是知识分子的大炒作，更使宦官自我膨胀，作威作福，使宦官的铁拳更沉地打在知识分子身上。这里说的知识分子都是进入仕途的官员，甚至已是高官显贵。正是这些身为官员的知识分子为虎作伥的最多，也最无耻，这些官员给宦官建生祠，塑生像，从祠、像上宦官们又找出打击人的借口，如果有对建祠表示不满的，立即遭到打击。提学副使黄汝亨，路过西湖生祠就发了几声叹息，就遭到一群守祠暴徒的毒打，当时就死过去。说黄汝亨死于魏忠贤之手当然是事实，说黄汝亨死于知识分子之手，又何尝不可！蓟州魏忠贤的生祠修好以后，兵备副使耿如杞看见像雕得形似天神和帝王，很是反感，“长揖不拜”，也就是没有下跪。刘诏就告如杞，宦官立即把耿如杞逮捕下狱，用严刑要耿承认贪污，送到刑部治罪，竟判了死刑。这一事件真令人怵目惊心。一群连灵魂都卑贱之人，因为没有道德自律的自觉，一旦飞黄腾达，手握权柄，就能把罪恶推到极致，会把人类的原始残暴发挥得淋漓尽致。宦官们这样肆无忌惮，是因为有封建统治者的默许。后来又发展到把魏忠贤和孔子并列，这当然又是知识分子的创造，知识分子本该知道，在孔子眼中，魏忠贤是典型的小人，现在要把圣贤和小人并列，这对孔子是多大的侮辱。这是身为官员的知识分子的最丑恶表现。（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务政治》是一部好书。丁易先生查阅了大量有关明朝的书籍，史料十分丰富，揭露了宦官们的种种罪行，读了真令人发指，笔者文中的有些史实就是从他的书中转引的。）

 4．扩充邪恶势力

宦官发展自己的邪恶政治势力，尽管有封建统治者支撑，在政治拼搏中属于强势，因为他手中有权，可以放线作官钓，会使大批知识分子来投靠，但是总有一些官员，他们坚持儒学道德传统，还是不愿和宦官为伍，他们形成宦官集团的最大障碍，这两个集团就不能不有所冲突。宦官要扩大自己的政治地盘，就不能不打击官僚集团，从英宗时代的王振起，就开始了这场斗争。因为宦官集团有皇帝作后盾，官僚集团老处于弱势，接二连三地出现政治悲剧。但有以知识化官员为代表的精英们的反抗存在，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明光芒就不会黯淡下来，社会希望之光就不会熄灭。中国的政治伦理传统延续了几千年，朝野上下，早已深入人心，明代的宦官政治妄图毁灭这个传统，不是那么容易的，有道德良心的政治精英和正直官员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容易被摧毁的障碍。明朝的政治是最腐败的，而国祚却能维持200多年，正是这部分力量在抵抗宦官恶势力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部分力量在明代政治斗争中的处境是相当困难的。这部分政治力量的政治理想、价值观都和代表恶势力的宦官相左，尤其是胸怀的道德情操，使他们和宦官水火不相容，于是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受到武宗重用。刘健是孝宗死时的顾命大臣，是他扶佑武宗即位的。凭着这点资本，他上书诤谏，不要重用刘瑾。武宗批复婉转，但并没接受意见。接着，兵部尚书刘大夏、吏部尚书马文升各自上书，生性邪恶的武宗，不仅不接受，反把这两位尚书革职回家了。但这事并没吓倒正直的臣子，因为他们深知大字不识一个的宦官掌权会给国家政治生活带来的灾难。国家命运交给一个文盲，明代统治者竟能做出这样荒唐的事。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又先后上章进谏。户部尚书韩文串连九卿诸大臣联合上奏，并且约好第二天跪在朝堂之上力谏。从这些行动可见，正直官员对宦官掌权是何等的深恶痛绝。看见满朝重臣采取联合行动，武宗不敢怠慢，一天三次派太监来内阁商讨办法。武宗没办法同意把刘瑾送到南京去。刘健等大臣坚决主张要把刘瑾处死。这时内阁中出了叛徒。被 《明史·阉党列传》列为首位的焦芳在对待刘瑾的问题上，采取了极其恶劣的态度。他是进士出身，应该说是个大知识分子，但他因为贪权，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他给刘瑾通风报信，要刘瑾赶快作出对策。当天夜晚，刘瑾带领七个太监跪在武宗面前哭诉乞怜。武宗是追求原始自由的，这种自由只有刘瑾这等人能给他享受，他内心深处还是倾向刘瑾的。刘瑾编造事实，扭曲事实真相，说大臣们的这个行动是预定的阴谋，是掌司礼监的太监和大学士们合谋。武宗信了他的话，表示很恼火，他不但不驱逐刘瑾，反而把刘瑾提升到司礼监的位置，又把和刘瑾沆瀣一气的七个宦官安置到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曾经反对刘瑾的大太监被免职、驱逐，后来在去南京的路上被暗杀。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皇帝作了邪恶势力的后台。不！应该说皇帝是邪恶势力的首领，这样，正直的臣子就无法改变这个结局，这些大学士们都是重道德操守的，除李东阳一人外，所有大学士都提出辞职，这正中刘瑾下怀，当即接受了辞呈，同时把那个向他密通消息的焦芳提升为大学士。

当然刘瑾这种有卑微心结的小人那是睚眦必报的，对反对过他的人他是绝不罢休的。他以渎职罪的名义把韩文免职。刘瑾还把21个辅政的大学士同时免职，对此提出异议的官员为此受到了责打和拷问，并被贬为庶民。从表面看，这是知识精英和正直的官员们失败了，但宦官的恶行和统治者的昏庸也向国人暴露了。

宦官并不都是死心塌地向统治者效忠的，英宗时的曹吉祥就是一个“叛逆”。他曾造反要推翻英宗，实现自己的图谋。曹吉祥受到知识精英和正直官员的反对，他特恨言官，就在英宗面前说言官的坏话，于是英宗“命吏部尚书王翱察核，年三十五岁以上者留，不及者调用，于是给事何玘等13人改州判官，御史吴祯等23人改知县。”（《明史·宦官列传》一）御史杨瑄、张鹏上章揭发曹吉祥的罪行，曹吉祥就到英宗面前为自己辩护，反噬杨瑄和张鹏，因为统治者经营宦官政治，其情感总是偏向宦官，就把杨瑄等人投进监狱，而且还把反对曹吉祥的阁臣徐有贞和李贤等都逮捕法办。承天门失火，英宗认为是天在罚他的过失，让阁臣岳正草拟罪己诏，诏文语词激切，而且说了与宦官政治不利的话。曹吉祥就在英宗面前诽谤岳正，英宗就降了岳正的职。因为有英宗的支持，曹吉祥的气焰非常嚣张，“朝野仄目”。宦官有此声势自然是统治者扶植起来的。过了些时候，曹吉祥的同伙石亨因犯法受到制裁，曹吉祥担心自己的地位，就渐蓄阴谋。曹吉祥有一天问门客冯益：“自古有宦者子弟为天子乎？”门客回答说：“你们家的魏武帝（曹操）不就是吗？”统治者把宦官的政治胃口培养得这样大，竟然想当皇帝！后来他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政变失败，曹吉祥死。若是曹吉祥政变成功，明朝就会灭亡，皇帝也会身首分离。这样严重的事件，明朝统治者居然没有感到宦官政治的弊端。曹吉祥一死，旧戏又重演一遍，英宗又开始信任王振。王振造成了土木堡战争的失败，连英宗自己都当了俘虏。在军机危急之时正直的臣子把王振击毙。英宗被释放回京师以后，不仅没有认识到王振酿造的祸害，反而思念不已，甚至雕成木像纪念。前有曹吉祥的叛乱，后有王振的祸害，这样严重的历史教训不接受，下一任皇帝依旧信任宦官！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这些统治者只有在宦官面前才能享受到最大的原始自由。这种自由因为不受礼义廉耻的限制，儒士出身的臣子们是会反对的。明代的皇帝大多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原始自由就是他们的最高追求。英宗支持曹吉祥打击知识精英和正直阁臣，证明是错误的，但英宗并没有反思错误的能力。再说统治者总认为自己一贯正确，自己没有不正确的时候，自然也就从曹吉祥的叛乱中总结不出什么有益的东西，这一任死了，下一任再犯。

到了熹宗时，魏忠贤得势，宦官政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反对宦官政治的政治力量也很强大，反对宦官已不是个人行动，变为了群体行动，凡是反对宦官的都自称是东林党人，这个党并无具体的组织机构，但是有共同的思想联系，宦官被称为阉党，这已经是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间的斗争，开始魏忠贤面对东林党人的反对，也有点心怯，他希望调和，但自认为清流的东林党人不和阉党们妥协。魏忠贤依靠熹宗的支持，就来打击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经常发表言论，反对阉党的恶行。魏忠贤恨透了他们，千方百计想给他们罗织罪名。当时正直人士的处境非常危险。杨涟是进士出身，自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精神世界里充塞着儒家推崇的浩然正气，他临危不惧，大胆上书弹劾魏忠贤，列举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但是有皇帝支持宦官，朝廷中的清流还是没有取得胜利，而浊流得以对清流施暴了。宦官有自己的善恶标准，魏忠贤把一百多个反对他的耿直阁臣定为邪党，而把六十几个阉党列为正人，他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投入狱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六君子事件”。当时有个不知姓名的“燕客”，是位侠士，他化装成吏人住在监狱旁，他亲眼看见六君子在狱中的生活，写下了《天人合征录》，这里摘抄几小节：

“魏公受刑较之杨、左为少，而困惫独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声便不能朗（不能大声呼叫），两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二十一日，比较。杨、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顾各二十棍，显纯（阉党在狱中的爪牙）呼杨公名叱之曰：‘尔与奴辈潜匿不交赃银，是与旨抗也，罪当云何？’杨公举首欲辩，而口不能言，遂俱舁出 （抬出）……杨、左臀部流血，伏地如死人。”

“二十四日，比较。杨、左、魏各受全刑，顾拶敲五十，刑毕，显纯呼狱卒前张目曰： ‘六人不得宿一处。’遂将杨左魏发大监。客 （就是燕客）闻之以问狱吏，吏嗟呼： ‘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壁铤 （死的意思）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叶文仲之手。叶文仲为狱卒之冠，至狠至毒。”这情景多惨啊，宦官政治到了魏忠贤，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恶也有了最充分的展现，也就在这时，明朝的气数也尽了。魏忠贤死后不久，明代也就亡国了。

知识精英和正直的阁臣，不仅和阉党斗，而且批评的矛头也指向皇帝，下面举出这样一些事实：

庶吉士邹智上书批评孝宗：“伏读明诏之‘天下利弊所当兴革，所在官员人等条具以闻’。此殆陛下知前日登极诏书为奸臣所误，禁言官毋风闻挟私言事，物论嚣然，故复下此条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过，朝政有阙’，而曰“利弊当兴革”，不曰“许诸人直言无隐”，而曰：“官员人等条具以闻。”这段话的意思是：读了你最近的诏书中有“天下利弊所当改革，所在官员人等具条以闻”。很明显是你的登极诏书受了奸臣的误导，错误地禁止谏官提意见，引起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所以又下诏补救，但这个诏文仍不符合人的心愿，为什么不说“我皇上有过错，朝政有缺失”，而说“要革弊兴利”，为什么不说“让大家畅所欲言”，而要说“要官员等人写成书面文字上报？”（《明史·邹智列传》）。

杨守随，成化二年进士，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上书批评武宗：“……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恣肆，人目为‘八虎’，而瑾尤甚，日以荒纵导陛下……今陛下於兵刑财赋之区，机务根本之地，悉以委之……陛下犹不觉悟，且谓委任得人，何其舛也（多么错误啊！）”。（《明史·杨守随列传》）。

刘安，嘉靖五年进士。他上书批评嘉靖皇帝：“陛下临御八年而治理未臻（国家没治理好）”。嘉靖看了大怒，“逮赴锦衣卫拷讯。”（《明史·刘安列》）。

杨名，嘉靖七年，乡试第一，在朝中任编修。他上书批评嘉靖：“吏部诸曹之官，尚书百官之表……此数人，群情皆曰不当用，而陛下用之，是圣心之偏于喜也。”“帝震怒，即执下诏狱拷讯”。（《明史·杨名列传》）。

黄直，进士出身，他看见杨名被抓进监狱，愤愤不平，他上书：“今杨名以直言置诏狱，……天下后世疑陛下修身之道亦有所未尽矣。（天下后世就会怀疑你皇上的道德修养）。”（《明史·黄直列传》）。

杨爵，进士，上书批评嘉靖：“翊国公勋，中外皆知大奸大蠹，陛下宠之，使稔恶肆虐。”“帝大怒，下诏狱拷掠之。”（《明史·杨爵列传》）。

蔡毅中进士，担任国子祭酒，他见杨涟因弹劾魏忠贤被下狱，他上书批评熹宗：“今忠贤无保（冯）之功，而极瑾（刘瑾）之恶，二十四罪，无一不当悉究……而皇上漫不经意。”（《明史·蔡毅中列传》）。

还可举出许多，甚至还有抬着棺材进谏的，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代表了儒家教诲的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