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合作大于分歧

 

    二

    当然，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不可能对任何问题的想法都一模一样。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两人在有些问题上表现出有差异，甚至有分歧，那是很正常的。这种状况，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总体来说，毛泽东无论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眼光上，还是驾驭全局的能力上，要高于周恩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周恩来所以衷心钦佩并服从毛泽东的原因所在。但周恩来的周密和稳健，有时对毛泽东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他们两人由于所处地位和工作岗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注意力的侧重点，有时也会有所不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周恩来青年时代曾长时间地生活在日本、法国、德国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国访问和参加会议的时间也比较多；而毛泽东除两次去苏联外，没有离开过中国。人的认识，总是多少会受到他的经验的影响，这也是构成他们认识上有时产生某些差异以至分歧的一个因素。

    先说差异。

    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胜利完成，而苏联模式在发展中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中国领导人正在考虑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著作，并成为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的基调；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的着重点在调整各种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完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他在这个报告中又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以后，他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又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比较一下，不难看出两人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上，在大的方面一致的同时，着重关注和强调的地方又有着微妙的差异。

    但这里说的还只是差异，而没有说分歧。周恩来也强调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毛泽东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技术革命的问题，而实现工业化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但他认为，只有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他的侧重点往往放在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两人在侧重点上有微妙的差异，但并没有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明显的分歧表现在1956年至1958年的反冒进问题上。

    1956年初，毛泽东提出在经济发展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一洗，可能会清醒些。”

    在这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毛泽东显然不高兴了。五天后，他在同一个会上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但他还比较克制，没有对谁提出批评。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尖锐地提出：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扫掉了，不要多了，也不要快了，“有些同志叫冒了”；另外两个东西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促进委员会。但他还没有点名。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一开始就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他当众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说：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周恩来再次作了检讨，主动承担了反冒进的责任。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又就反冒进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为什么周恩来和陈云会作检讨？这不能简单地用政治压力等因素来解释。周恩来和陈云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确实看到存在着冒进的事实。但那时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经济建设还缺少经验，又想走出一条和苏联不同的自己的路来。这条路该怎么走？正在摸索中。那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带来的种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在自己写的检讨稿中，作为第一条的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这话应该是出自他内心的，他在努力去想通问题。在他看来，毛泽东高瞻远瞩，以往多次历史事实证明总是比他看得深，看得远，那么这次也许是自己错了，也许群众的积极性一旦充分调动起来后，真会创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来，而他所看到的赤字等问题不过是一时性的战术问题。他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这次分歧过去后，毛周两人仍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但“大跃进”的狂潮是难以避免了。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的方法去分析是不能把事情说清楚的。即使只是谈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