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外省朋友,来浙江舟山、宁波等地游了一通。回去后就将自己所拍的图片发布于网上,引来众网友纷纷的叫好与评说。我对之说,已经看到了你所看到的,但我还是非常想看到你所想到的。他回复,当然感慨万千,最为强烈的一点就是恨自己没有生于浙江。
此“恨”具体是什么,他没有明说,无从知晓。但经他这么一说,我却很有些耿耿于怀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浙江“土著”,听见别人夸家乡且由此生“恨”,自己分明是有些幸灾乐祸般的自豪。然总归是朋友,怎么说还得为之作点“解恨”的努力。比如生在浙江还是有许多的不好或者说无奈、苦楚的。然而我是足实的犯难了——既无“生逢其地”的优越;也确实讲不出因“地”而生的一些“不好”。也就是说身在福中既不知福,也不知苦。这让我吃惊自己居然是如此的糊涂。进而怀疑自己是否成了那只“温水中的青蛙”。
不知福或许正是源之于不知苦。日前与一帮企业界的朋友相聚,席间谈到英雄出处,结果举座8人却有5人当初是从机关里出道下海的。出走原因各不相同,其中相似的一点是“怕开会”。说那时机关三天两头要开会,一张报纸念半天,完了再大家接着谈半天。你不听还不行,因为他是科长,因为只有这样才体现他是科长。真是浪费生命苦不堪言,只好出来自己干。如果要说混,那时当干部当领导最好混,只要会耍官腔就得了,没人不敢不听你。如果说浙江好,好就好在干部难当了。你干部不听我们说群众说,就不太干得下去更难干好。因为机关那些道道我们清楚,糊弄不了我们。不好玩就完全可以不和你干部玩,各干各的谁也甭想难为咱。
作为一名干部,笔者对于此类“当面鼓对面锣”的话,实在听的多了,早已习以为常。细加体味,如果说浙江干部之“苦”,这便是其中之要。身处群众当中许多时候“讲话权”少了,“听话的份”重了。身在浙江,干部难当,不仅善讲,更在善听。善听,是从善如流,顺乎民声,顺应民意。这“说”起来简单,“听”准了不易。
“没有不觉悟的群众,只有不觉悟的干部”。这句话在浙江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应该说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几乎每一项“禁区”的打破、改革的突破,相当程度上来自于群众和主体的“首创”。毋庸讳言,想当初我们的一些干部也有过“亲自”上街驱逐摊贩,下地拔桔苗(为了种粮就是种水稻);面对私营面对股份,何尝不也是惴惴不安的冒着丢乌纱的风险。今天理直气壮的做了,明天说要慎重,后天又说是错了。错了就错了,错了非但要认错,还得为之服务好。这个弯转起来,谈何容易。然而,干部的思想就是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扭转,干部的威信——威是被打掉了,可“信”与日俱增。
我们说30年的实践是争发展,这个“争”,是敢闯敢干的市场竞争,也是实践与陈旧思想观念和习惯的交锋斗争。真个是干部“失面子”,群众得实惠。之于浙江所取得的成就,真不好简单的说是得益于干部的先“见”之明,更是政策开明下的群众和主体的先“做”之明。而经过几十年实践锻炼的群众主体,“胆子”更壮更大了,脑子也越来越活络。作为干部如果工作不能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的去“领”去“导”,群众和主体确实不和你“玩”。这不但是失去面子架子,而且位子也难保;不但没有“威”,连“信”也会丢了。一个干部如果对于实践失去了发言权,那么真就是有职无权,形同虚设了。
因此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干部难当不是辛苦而是心苦。心之苦,就在于要能够与群众主体的心心相印。近年来浙江各地兴起了一系列的“讲坛”“论坛”之风。在坛上大讲特讲的都是些“群众”(企业家、专家),而在下面听的就是干部。很少看到有干部拿个稿子对群众作报告的。常见的是民生信访、民生下访、民情沟通交谈等等。干部知己之苦,建立在知民之求之苦。
心苦真苦。看起来我们是有了相当的实力,诸多民生建设,可以毫不费力的财政一“转移”。但是,实际上民生归根结底只有靠民众才有可持续。穷则思变,一声令下,放开便是搞活;而当民众具备了一定的小康之后,再要其“放弃”现实的安逸,激励激活闯和创,那真不是“说说”的。民生投入就是个发展的投资,投资总有风险。搞不好就是吃力不讨好,花了钱“买”来一大堆意见批评。于是不能不是在创新中创业,在创业中创新。这既要不断的激发开发群众主体的科学“需求”,又要不断的实现科学“满足”。差不多就是个“自讨苦吃”。今天的“创”比之于先前的“闯”,其苦便是从辛苦转向心苦,其更胜一筹。不知苦何知福;不知苦,讨不到苦吃,你便无以发展。
富的区域有欠发达的地方,欠发达区域也有富的地方。身在苦中不叫苦;身在福中当知福,更该知苦。知福安心,知苦提神。但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须与不可或缺精神的提升、支撑和推导。卧薪尝胆,情势所迫,精神可嘉;端坐于相对舒适的办公室尙能尝胆励志,绝非容易。所以说知苦比知福更加重要。
作者:严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