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适合高福利≈不需要福利

    笔者当年读书的时候，高中校长最喜欢拿极端理论忽悠人了。比如说他不愿意学生们五一期间休息，就在全校大会上讲道：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休息的，毕竟，劳逸结合才能出好成绩嘛，但也不能太放松了。紧接着，他会举上三四个极端案例，反复说明放松学习的严重后果，结论是：为了让大家避免重蹈覆辙，更好地备战高考，全校五一期间就只放一天假好啦。

    我曾经一度以为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有个别人才会有，但许多政治人物的言论迅速修正了我这种幼稚的想法。最近的一次修正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有关中国不适合高福利制度的“高论”。胡晓义副部长把中国人口众多、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基本国情”又倒腾了一番，然后论证中国为何不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最后开始贩卖他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按照胡副部长的设想，这个“从低水平起步，保障基本生活”，“先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的制度将在2020年实现。（中新网9月11日电）

    胡晓义副部长在慷慨陈辞的时候大概忘了两个客观事实：一是老百姓从来不指望（也不敢指望）中国能够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他们只是希望有个可以保障“摇篮”和“坟墓”的制度，让大家生得起，也死得起；二是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刚刚花了3000亿人民币（430亿美元）办了场极尽奢华之能事的体育盛会。

    如果胡晓义副部长记性好一点的话，他肯定不会忘记中国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1万亿人民币，各大部委被批评“预算执行进度慢”，不得不在岁末“突击花钱”。如果胡晓义副部长记性更好一点的话，他可能还会想起时为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的刘敬民先生在2005年说过这么一句话：“雅典奥运会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次（预算为24亿美元，最终支出113亿美元），我们不想刷新这次纪录。”当时他们给出的运营预算约为25亿美元。你可以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也可以谈物价因素对此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早就具备保障人民生存基本条件的经济实力了，不必拿高福利这种极端案例来说事。

    人民政府本应是为人民服务的，事有不逮，应该自省、改进，而不是想方设想地劝说老百姓要“理解”政府的难处，要“支持”政府的决策，要有足够的信任与耐心。很难想象，要是一个孩子总是考不及格，师长们也会觉得他们应该将此理解为卷子难度太大、同考的学生不“配合”等“基本国情”，而不是问问孩子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胡晓义副部长的这套说辞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毫无道理，甚至有点诡辩的味道。

    当然，这并非胡晓义副部长的独创。有人一谈中国民主化问题，便有人强调中国不宜“迅速”民主化；有人一谈中国的老年人危机，便有人强调“养老问题不能全部指望政府”；有人一谈司法独立问题，便有人谈司法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总之，你有千般建议、百般批评，我则有一万个极端化的理由在等着你。在“不能马上做”和“不能做”之间，它们永远是一个约等于的关系——这便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作者：陈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