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上午,一支由6人组成的女子城管分队正式亮相绵阳市区街头,从今天开始她们将活跃在市区最繁华地带,用女性特有的柔情肩负管理城市的职责。岗前,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通话、化妆礼仪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等的培训及体能队列等项目的训练。她们甚至还苦练“挨骂功”,以更好地和市民沟通,化解市民的对立情绪(据9月18日《东方今报》)。
不可否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这对矛盾是永恒的,有矛盾就会产生隔阂与对立,尤其是城管执法方式普遍不被认可的情况下,情绪对立,矛盾激化也再所难免。但是,在岗前培训中过多过重地向队员宣染或夸大这种矛盾,把管理对象描绘得十分刁钻蛮横,不仅会添加她们的心理负担,而且由于消极的心理暗示,很可能会转化为偏激的执法行动。所以说,与其让女子城管队员们虚似苦练“挨骂功”,不如引导她们深入到商贩中去,将心比心,舍身处地地体察商贩生活现状,深入洞察其生存焦虑,消除情感上的距离,增近心理上的亲近感,保持与商贩们的心灵交融,这恐怕会更有效些。
这是一个封建帝王执政的基本规律:每当一个朝代开元的时候,开国之君一般都会吸取前车之鉴,体恤民生,休养生息,社会开始和谐稳定。一旦君王觉得权力稳固之后,就会加强社会控制,收缩民众的生存空间。小商小贩们似乎也遭遇了如此命运。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城镇集市贸易如同雨后春笋般地遍布大街小巷,便捷实惠很欢迎,也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但是随着城镇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逐步加快,以及商贩街巷经营中管理矛盾的凸显,也为了美化市容,“入场进室”经营取代了蹲站街旁路边的买卖。由于商贩们多以生活贫困、下岗失业、老弱病残、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作为社会草根阶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营也就是攒零钱凑整钱,生存基础相当脆弱。特别是经营场所的限制与改变,对他们来说可谓雪上加霜,不仅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限制了自由交易,而且正道的、邪道的名目繁多的税费陡增经营成本,常常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要说进行财富积累,就连维持日常开消都很困难。这样,一些人为了混一碗稀粥喝,不得不退场出室回归街头路边,开始与城管的暴力执法博弈,当然,最终不会有赢者。
显然,对商贩生存权利的极度漠视与侵害,是造成商贩与城管情绪对立的根本原因。人们常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刁民未必都出在穷山恶水中,刁民的产生与自然关系并不大,反而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小商小贩多为良民、顺民,原本并不“刁”。刁钻商贩缘于恶劣的城管执法环境,缘自城管把他们当“草”看,暴力野蛮执法逼迫他们不得不刁钻起来。这是一种减轻高度的精神紧张和生存压力的极好方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其实,人本无贵贱贤愚之分,任何一个人都天然具备与其他人同样多的人性空间和生存空间。人都是人,而非“草”,非天生就逆来顺受。即使是一个沦落街头的乞丐,他往往也会不自觉地保留自己适当的人格尊严,所谓“箪食,瓢饮,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只要是人,都会本能地渴望自己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健康的人格,保持自己健康的人性空间,对人格贬损和侵害有一种强烈抵制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构建城管队员与商贩之间的和谐关系,应始于对商贩人格的尊重,始于城管队员真正的人性执法。
徐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