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龙江省西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活跃着以蒙古族等为代表的骑马民族。他们以马为伴，把马作为本民族狩猎、游牧、对外征战以及迁徙的生产生活工具和交通工具。马成了蒙古族繁衍生息、社会繁荣进步的历史见证，也成为蒙古族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无论是风霜雨雪，还是酷暑严寒，人们都离不开马，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会骑马的。久而久之，蒙古族便有了“马背上的民族”的称呼。

    蒙古族人骑马、养马的历史很久远。辽阔的草原、优质的牧草、取之不尽的天然饲料以及连成片的草场，为蒙古人发展畜牧业，成为马背民族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他们依托畜牧业，把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松嫩大草原上，从事着以养马业为主的畜牧业生产。驯养的牲畜除马之外，还有牛、骆驼、绵羊、山羊，统称五畜。蒙语称作“塔本和硕玛勒”。有资料证明，越是在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古代，人们对马的依赖性越强，骑马的意识越浓，养马的积极性越高，特别是在元朝时期，黑龙江蒙古族人的畜牧业生产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帖木哥斡赤斤部的牲畜总数已达几百万头，其中仅马一项就有25万匹。新中国建立后，畜牧业仍然是蒙古族人从事的核心产业。据2000年统计，黑龙江省14万蒙古族人所驯养的牲畜就达38万头(匹)，人平均27头(匹)。特别是马，一直是蒙古族人驯养的主要牲畜。

    作为马背民族，蒙古人驯养马匹的方式方法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驯养习俗。在放养的形式上，他们根据氏族部落及每家每户放养马匹的数量多少，实行野牧、散牧和混牧。其中，凡是拥有马匹多的大户多进行散牧，相反，驯养马匹少的蒙古族人，一般几家合起来放牧，或者混在其他人家的马群中放牧。当放牧的马群行进于蓝天、白云和绿草之问时，给人以心旷神怡的幸福感。蒙古人把放牧成马的人叫“阿都钦”，放养马驹的人叫“乌奴格钦”。每年除保留部分种马外，其余马匹都要进行阉割。

    在放牧过程中，蒙古牧民根据季节变化，水草的丰枯，定期进行转场放牧。春天，他们经常选择在沿江沿湖的洼地放牧，因为沼泽草原，土壤湿润，青草发芽早，马匹可以提前吃青草；夏季江水出槽，淹没沼泽草场，牧民经常在草甸草原倒场放牧。秋季牧民多选择生长羊草、碱茅等又离水源近的牧场放养马匹，以解决抓秋膘、安全越冬以及来年春天马匹产崽等一系列问题；冬季要选择向阳背风又不积雪的半坡草原放牧。马匹放养的日常饮水，春、夏、秋季主要依靠江河湖泊的自然水源，冬季要在江河湖边破冰饮水。雪大时靠吃雪补充水分。游牧倒场，已成为蒙古族人驯养马匹的固定习俗而沿用下来。

    蒙古族人在放牧或者混牧过程中，为了便于区别各氏族部落之间以及不同大户之间的马匹，逐渐养成了给马匹打印记的习惯，形成了具有马背民族特色的打印记习俗。印记，蒙古族称“塔妇嘎”，本意就是畜印，后来由于岁月流逝，“塔姆嘎”的原意有了转化，引申为手戳、图章、公章、御玺等。在蒙古草原，给马打印记的习俗由来已久，早在氏族社会时，突厥人就运用了印记。突厥人的先祖鸟古斯死后，按照他的遗嘱由长子坤汗继位。坤汗为了使弟儿之间对库藏、财产和牲畜的所有权不发生争执和抢掠，给每个人都确定固定的标志和印记，并将标志和印记各自加在他们的牲畜、产上以便于辨认。蒙古族人使用印记的时间大约始于12世纪。大漠南北养马业发展迅速，人们统计时很少用数词，而是以“浩特格尔”、“套海”等为计算单位，“浩特格尔”是蒙古语“盆地”、“沌地”、“沟”之意。“套海”则是“湾子”的意思。一沟或一湾马少则数百匹，多则数千匹。这些用于计算马匹数量的单位诸如“浩特杯尔”、“套海”等逐渐演变成了草场名、地名或村落名。各氏族都群的马群虽有自己固定的放牧地域，但披星辰而迁徙，逐水草而游牧，随时可能遇到风暴雪暴和其他灾害，使马群走散丢失，给畜主造成巨大损失。蒙古各部落之问，为了区别彼此的马群，便给马打上了印记。自从有了印记以后，人们可凭马身上的印记来辨认和找回失散的马群。

    印记除了用于马匹识别外，蒙古族人在战争过程中或者收税时，也广泛使用印记。成吉思汗在战争中曾用马的颜色代表各部。然而，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活动，单凭马的颜色识别各部军队是远远不够的，战争本身的消耗也无法使各部的马保持一致的颜色，惟有在马身上打印记既简便又易识别。到13世纪旭烈兀汗执政时期，蒙古族人开始将印记即“塔姆嘎”用来计算税收。

    蒙古族人使用的印记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有圆、方、三角、梯形等各种形状。有日、月、星、火、山、树、花、鞍、嚼、蹬、弓、箭、锁、锤、法轮、万字、吉祥结等图案。他们在实践中，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设计印记图形的，以作为部落或个人马群的标志。

    给马打印记工作量很大，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场面活泼喜庆，进而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喜庆节日，成为蒙古族人心目中的一场盛会。给马打印记活动，一般是在青草发芽的时节进行。活动开始前，人们聚集在枉指定的草场上，燃起一堆牛粪火或木柈篝火。由一名骑艺精湛、烙技娴熟、通晓马性、德高望重的牧人执印。活动开始后，参加仪式的蒙占族人首先向执印者敬酒、献哈达。接着，执印者往马印模具上涂抹奶油并在印把上拴一条哈达，其后致祝词，赞颂马印。参加套马的骑手排成一列，等待出发的号令。待印模在火中烧红，打马印活动正式开始。，急不可待的众骑手个个策马挥杆，把马群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套马，草原上顿时人喊马嘶，蹄声雷动，烟尘蔽日，骑手们追逐马群忽东忽西，时远时近，有快有慢，场景极为壮观。骑手每套一匹烈马，执印者便在马的左胯骨的巾心部位打一印记，被印具烙的地方，毛已烧焦，印形清晰醒目，即或再长出新毛，颜色也与原来不同，很远处就可辨认。骑手们一匹一匹地套，执印者一匹一匹地打上印。直至一群马的马印全部打完为止。每逢打马印节到来时，草原上的人们便云集而来，观赏套马。姑娘们则趁此良机选择情人，小伙子们当然会尽力在姑娘面前表现自己套马的技能，整个草原热闹非凡。这种古老的印记文化习俗，在蒙古族人中间及蒙古族地区一直流传至今。

    马背民族对马情有独钟，他们依赖马、热爱马，把马作为蒙古族人的象征。由此，产生了以马为背景的马纛、马徽和马像等图形标志。其中，在成吉思汗指挥的军队里，除了黑纛、白纛外，还有一Ⅲ狼牙镶边的蓝色大旗，旗中间绣有一匹奔驰的白色骏马。这面马军旗指向哪里，军队则打到哪里，这面白骏马军旗便成为军队的无声指挥官。当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马徽则被确认为蒙古国的国徽，整个图案是蒙古人骑着骏马向初升的太阳奔驰的图形。1992年，蒙古国修改国徽时，把原来设计的图案修改为一匹管双翅的神马自由飞翔。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徽，无论怎样修改，都脱离不了马的主题。这就充分地说明了马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地化。另外，去过蒙古族地区的人都会发现，在蒙古族许多地区，都雕塑一匹高大的骏马来作为蒙古族地区的标志与代表。乌兰巴托的苏赫巴特广场、呼和浩特火车站广场曾雕塑一匹扬鬃翘尾向天。腾飞的骏马；赤峰市、前郭尔罗斯、肃北等地也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塑有一匹高头大马作为象征。黑龙江的蒙古族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那达慕会场以及天湖广场，都塑有一匹高大的骏马作为蒙古族的象征。

    蒙古族人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崇马，崇马的习俗也是多种多样。黑龙江的蒙古族人有葬马与建立马敖包的习俗。这是蒙古族人祭祀马的一种重要形式。由于马对主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主人为了对马进行酬报，马死后便把它埋葬在一个风景幽静的地方，并举行葬马仪式，以示谢恩；或者在葬地堆起敖包，以示纪念。清朝时，哲里木盟杜尔伯特旗保日浩特叶希扎木苏公爷的祖辈，因其女儿远嫁到巴尔虎部受虐待，所以派人乘一匹枣红驱风驹前往将女儿抢回，驱风驹日夜兼程，甩掉了巴尔虎人的尾追。到家后驱风驹因劳累过度而死去。公爷为了纪念这匹枣红驱风驹，便将它葬在村头岗上，并在葬处建起了一座马敖包，每年都进行祭祀。这类马敖包在蒙古族地区还有好多。有的是官府的，有的是民间的，这种葬马祭马习俗，反映了蒙古族人与马的密切关系。

    选神马也是蒙古族人崇马敬马的一种习俗。在黑龙江蒙古族地区每一个“苏鲁克”(群)都要选一匹神马来主宰这群马。他们认为牲畜是上天赐给的，上天也要派神马来管理畜群。蒙古族人选神马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这种仪式过去由萨满主持。仪式开始后，萨满要穿好神服，手持神鼓，口诵赞马祝词。当佛教传人后，则改为喇嘛诵经，由主人致祝赞词。选神马时，要把马群拢在一起，在马群中央放一张小桌摆上供品，焚香，洒祭奶酒。被选的神马必须是全鬃全尾，毛色整齐，没有杂毛，没有任何伤痕，并且是没有使役和乘骑过的牡马。入选后，神马的鬃尾都要系上五彩布条，向马头泼洒奶酒，全身上下过香火，以示圣洁。从此，在蒙古族人之间便形成这样的规矩，对神马，不准乘骑、不准使役、不准套驯、不准挽车、不准买卖、不准鞭笞、不准咒骂、不准转送。直到老死再选新神马为止。另外，选出神马后，蒙古族人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达喇拉嘎”祭。如果马群染疾时，随时举行“达喇拉嘎”祭。祭祀时也是在马群中摆一张小桌，摆放祭品，然后主人致祭词，双手握一束各种彩布装饰的柳枝丛，顺时针方向摇晃，并在口中祈祷：“宝音贺希格，呼来！呼来！”意为福禄吉祥。对这句祈祷词要反复呼喊。祷毕，用柳枝蘸马奶酒向马群淋洒，这样畜群才能得以安宁。以乳洒祭，会使畜群兴旺。这是蒙古族人特有的一种祭马形式。居住在齐齐哈尔市郊区的巴尔虎蒙古族人，有专门祭祀马神的场所，称马神庙。每年农历六月的最后一天，巴尔虎人要到马神庙祭祀马神。马神庙中的马神，是一尊气势雄伟，并长有三只眼的偶像，旁边站立着一匹骏马。这也是从尊崇神马到供奉马神的升华。

    祭祀禄马风旗也是黑龙江蒙古族人的古老习俗。禄马风旗也称：“天马图”，蒙古语叫“黑毛力”，直译为“运气马”，不过用“走运”来翻译更为贴切。禄马风旗的原始形态的画面是：在蔚蓝的天空中，飞驰着一匹骏马。骏马的右上方镶嵌着一轮红日，左上方吊挂着一轮明月。马的左前蹄踏着一只猛虎，右前蹄踩着一只雄狮，左后腿蹬着一条蛟龙，右后腿践着一只彩凤。把这幅画镶上狼牙边，然后门前筑一个祭台，祭台中央竖一根旗杆，把禄马风旗悬挂在旗杆顶上，随风飘荡。农历每月初一日，要在祭台上烧柏叶香，以示祭祀。有的人家在门前竖两根旗杆，旗杆顶端有类似白纛的三股叉.也有的呈菱形箭头，两根旗杆相距五米左右，上端相互用绳索相连，将禄马风旗拴在绳索中央，两侧悬以蓝、白、黄、红、绿五色彩旗。蓝色象征长生天；白色象征纯洁吉祥；黄色象征大地；红色象征血液；绿色象征草原。从禄马风旗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出，游牧时期驯养的马居首位，起主导作用，马足下的四种禽兽，即四雄，是马的力量的象征，主要衬托马。自从黄教格鲁派传人蒙古族地区后，蒙古族人被强迫放弃了萨满教，改信藏传佛教。禄马风旗也随着蒙古族人宗教信仰的改革而发生变异。原来纯粹崇马、祭祀马的禄马风旗，为了迎合宗教的需要，掺进了很多有关佛教的东西。禄马风旗画面上悄悄地增添了“轮王七宝”(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藏臣宝、将军宝、白象宝、绀马宝)、“佛堂八供”(宝伞、金鱼、宝瓶、妙莲、法轮、右旋海螺、吉祥环结、胜利幢)等黄教格鲁派所宣扬的宗教观念。当然，禄马风旗的演化，决非到此止步。由于中原文化对草原的影响，道教的“七曜”、“八卦”、“九宫”、“十二生肖”、“二十八宿”等古老文化也都登上了禄马风旗，使蒙古族具有民族特点的祭马习俗演变成了多元的复合文化.

    文学艺术是反映现实、复制历史习俗的载体。蒙古族人经常以赞词、祝词、民歌、史诗、民间故事、好来宝等口头文学和说唱艺术形式，形成了马文化习俗。他们用最美好的词来赞美马：“它那飘飘欲舞的轻美长鬃，好像闪闪放光的金伞随风旋转；它那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好像一对金鱼在水中戏荡；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好像滴满了甘露的宝壶……它那坚硬的四只圆蹄，好像风驰电闪的风火轮；它全身集中了八宝的形状，这神奇的骏马呀真是举世无双。，’在蒙古族人的文艺作品中，类似的表述数不胜数。每当蒙古族举办那达慕大会时，都要举行赛马活动。对获得冠军的马，必须颂赞马词。当头马跑进终点时，赞词家立刻为马披彩带，挂哈达，泼洒奶酒，然后高声赞颂。蒙古族青年男女在举行婚礼时，对他们所乘之马也要进行赞颂。另外，对参加集会贵宾所乘之马，对家庭来客所乘之马，对套马时所骑之杆子马，对围猎时代步的猎马，对首次打鬃的二岁马，对刚刚问世的驹马，对圣选的神马，对随葬的驯马等都要举行赞颂仪式，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