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三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百鸟库吉。百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百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百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