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阿不旦——罗布人最后的家园

 

罗布人

   当我站在阿不旦村村头时，真是激情难抑。

    这是一片长二三百米的濒河（阿不旦河）废墟，已经被弃置了一个花甲的岁月。她曾是罗布人幼年的摇篮，童年的学校，青年的竞技场，老年的归宿。她依傍的河湖水域曾蕴藏着数不清的谜，曾酝酿了温馨缱绻的往事。历史只是偶感风寒，打了一个喷嚏，罗布泊就化作了天上的虹霓，飘散干净！在阿不旦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罗布人不懂——也没有人能对他们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沧海桑田的水陆幻化怎么就会强加在他们的头上！

    库万为我引见了村落的每一处遗址：

    这是乡约（伯克）的官衙，这是我的家，这是毛拉家的羊圈，那边就是渔人独木舟停靠的码头。这是红柳做的针，这是罗布麻织的鱼网……

    望着这为流沙湮没的“庞贝”，我好像走进了梦境，时序在倒流，岁月在向起点狂奔，景物在替换，感觉在苏醒……一支探险队即将走上村旁的古道，而我和库万就站在路旁，等待会晤迟到的探险家。我们一同在为河水日益干涸，植被成片死去，风沙每日肆虐而忧心忡忡。

    1984年夏末，我在米兰见到的罗布人（特指世纪初曾生活在阿不旦村的罗布人）除了库万，还有热合曼·阿不拉、塔依尔、艾买提。那时据说在米兰镇当年阿不旦的村民还有十个左右。塔依尔是罗布人中的长者，艾买提则是昆其康伯克的直系后裔。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库万，就是热合曼老人。

    热合曼是“世纪同龄人”。他思路敏捷，记忆清晰。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罗布人一个世纪间在环境恶化的负重下退出罗布荒原的见证，是将最后的罗布人离开阿不旦前后的经历记录在史册上的人。

    1984年8月，我只在米兰镇住了三天。但这短短的三天，却改变了我对中国西部历史命运的看法，最终使我将自己的视野集中到了人与环境关系这个宏大的课题上来。而这一切都萌生于阿不旦村的村头！

    从1984年开始，我就像个寻找地平线上的绿洲的“游方僧”，在塔里木的古老村落和穷乡僻壤云游。1986年、1992年，我都来过米兰镇，并看望了罗布老人库万与热合曼。在这期间，我对罗布人和阿不旦的了解越来越充实。

    1876年11月，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乘船沿塔里木河下游紊乱的河道前往罗布泊。他的船队路经了一个个从不为人所知的罗布人渔村，它们都归驻在阿不旦的伯克昆其康统辖。普氏在探险记和书信中，记下了阿不旦的观感：阿不旦是个固守旧俗的避秦桃源。这里的罗布人不知道目前谁主宰着新疆，也不关心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事情。他们世世代代死守罗布泊水域，过着寂寞但心安理得的日子。由于极度的闭塞，而且与塔里木社会脱节，使阿不旦成为一个远古时期的“活化石”。阿不旦人的生活用品都取自身边。这里芦苇有8米高，直径四五厘米，他们就用芦苇盖房、取暖、架桥、铺路，芦花可以充填衣被，可以熬成浓浆代替食糖……他们的衣着是由当地的野麻（后来就被称为“罗布麻”）织成，主食有吃不完的鱼，再加上水禽。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不旦，这就是罗布人的一切！

    20年后——1896年，斯文·赫定也乘独木舟抵达了罗布人的“首府”阿不旦。《穿越亚洲》一书有关阿不旦的段落，是全书饶有兴味的部分。当独木舟靠拢了阿不旦的码头时，凭普尔热瓦尔斯基书中的一幅插图，赫定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末代楼兰王”——昆其康伯克。当时昆其康伯克已经86岁，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他告诉赫定，如今的阿不旦是他的祖父建立于公元1720年的。赫定也记录了阿不旦的生活场景。罗布人每家有一个或几个“恰普干”，所谓恰普干，就是专门为了捕鱼而由人工修整的水道。每家的恰普干就是罗布人的“私人领地”。据赫定观察，阿不旦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世居罗布泊畔的罗布人只有在远离尘嚣的阿不旦，还无视世事的变迁，恪守祖先旧俗。这当然与昆其康本人就住在阿不旦有关。但奇怪的是，以赫定这样敏锐、勤奋的观察家，竟未能见微知著，没有注意到阿不旦村已经处在复杂的生态危机之中，一种恶性循环，已经使阿不旦濒于环境崩溃的临界点。换句话说，这个表面繁荣兴盛的首府，正处在不可逆转的衰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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