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重走昆仑路——纪录片《1943：驮工日记》导演笔记

    第107个电话

    我手里只拿着一份1992年整理出来的档案：1943年在新疆策划组织拉运抗战物资的主要负责人陆震轩，解放后在广州工作，生死不祥。刘宗唐，驿运技术人员，北京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族工程系毕业，解放后可能在哈尔滨或北京工作。马家驹，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解放后可能也在北京，情况不祥。白生良，黄埔军校毕业，运输机械师，曾与新疆有过联系，地址不祥。

    为寻找驼队的这几位负责人，我们在北京找了一家很小的招待所住下，在这里，与各地联系相对方便一些。

    我们先从刘宗唐找起，先是哈尔滨，和一切有关的单位打电话，数十个电话打过去，对方都说没听说这些人。我又开始抱着黄页电话本，与北京市一切有关单位寻问。不知接了多少次回绝电话，也不知道有过多少次失望。一天，我给北京市教育局打电话询问北京是否有个建筑工程学院，对方说有，并告诉了我电话号码。

    我随即拨了电话：“请问你们学院是否有个刘宗唐老师？”此时，我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没想到对方回答：“有。”

    我一惊忙问：“他还在吗？怎么联系？”

    对方说：“在。他93岁了，病着呢。”

    刘宗唐老人接到我们的电话后激动异常，按约定我们就要前往他家的时候，突然他的家人来电话说：“刘老听说你们要来，可能太激动了，出现了休克，现在正在输氧打吊液，改天吧。”

    三天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刘宗唐老人。这天老人精神格外好，尽管已不能行走，他还是坚持让家人架着，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老人系着领带，穿着许久未穿的西装，显示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尊。

    关于那次驿运行动，老人和我们谈了很多。交谈中，他似乎使用着全身的气力，可家人说这是老人最高兴的一天，这一点也我们也感受到了。

    刘宗唐是北京人，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在外流浪很多年，其中在列城就停留了半年时间。当时列城是拉达克的首府，拉达克在西藏的西边，人们称“小西藏”。那儿大多数是藏民，信黄教，崇拜班禅大师，一直保持着西藏的习俗。列城山上有一座和布达拉宫极为相似的建筑，是拉达克王宫。当地人告诉刘宗唐，他们原来也都是中国人。据说在王宫里，还藏有一颗中国朝廷的封印。

    驿运行动，由陆振轩带队，陆振轩年龄比刘宗唐大10岁左右，据刘宗唐老人回忆，他们都经历了难熬的高山反应和死亡的威胁。

    这是９月１０日，采访完老人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能接到老人三四次电话。电话里，总能听到老人颤巍巍的声音：“宁导，我那天可能还没有说好，我还可以再说说……”

    为了寻找陆振轩，2004年9月15日，我们来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才知道陆震轩和老伴罗振英已分别于1999年和1985年先后去世了。他们俩人都是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夫妻俩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国外有着优厚的待遇。抗战期间他们回到国内效力于抗战，夫妇俩一生都没有子女。陆振轩生前是广州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罗振英生前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文学教授。陆老去世前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

    从1941年到1944年三年间，陆振轩率领驮运队，历尽千难万险，翻越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驮运抗战物资，抗战胜利后返回内地，之后再也没有到过新疆。

    在陆振轩的侄女陆可碧那里，我们见到了陆振轩的日记及他晚年录下的口述材料。

    纪录片《1943：驮工日记》从2004年3月开始启动，直到2005月3月制作完毕，历时一年，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在昆仑山的陡崖险谷，摄制组重走驮运路，动用了上百人次和各类驮队牲畜百余匹，几次遭遇险情。

    该片先后荣获2004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第十六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奖”提名奖，第八届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亚洲制作奖提名奖，2004年度新疆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