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斐然的西北科学考察团

 

中国西北考察团中瑞双方团长徐炳旭［左一］斯文·赫定［中］与袁复礼［地质学家］在研究工作

１９２８年１月７日，西北科学考察团抵达新疆哈密。图为考察团进哈密城东门。

１９３３年，考察队的汽车在土中陷入泥泞，团员们正在努力使汽车脱离困境。

１９４３ｎ年４月５日，考察团的船队在孔雀河畔准备开航。

斯文·赫定坐在有两条独木舟绑在一起的船上，上面搭上木板成为甲板。这位‘船长’，沿着改道后的塔里木河，向罗布泊航行。

西北科学考察团里的气象学家在释放测风气球，作沿途各地的气象考察。

    19世纪末以来，外国人在我国西北频繁出入进行“考察”，掠走了不少珍贵文物。1927年春，当得知瑞典人斯文·赫定一行将再次进入我国西北地区时，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北京十多个学术团体立即开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刘半农和周肇祥与斯文·赫定交涉，并于4月26日顺利通过了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协议规定：一切考察工作要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进行，采集品归中国。

    这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从此结束了外国人无视中国主权掠夺我国文物的耻辱历史。

    追忆新疆近代科学考察史，必然要提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这是我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从此结束了外国人无视中国主权掠夺我国文物的耻辱历史。

    1927年春，从北洋政府内传出一则消息，瑞典人斯文·赫定一行将再次独自进入我国西北地区。19世纪末以来，外国人独来独往的西北“考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大家都盼望能有一支自己的科学考察团。听到斯文·赫定考察西北的消息，北京十多个学术团体立即开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委派刘半农和周肇祥与斯文·赫定交涉，并于4月26日顺利通过了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协议规定：一切考察工作要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进行，采集品归中国。

    这是一次综合性考察，中外团员各10人，中方参加单位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等，瑞方除瑞典人外，参加的还有德国人和丹麦人。斯文·赫定任瑞方团长，徐炳昶（字旭生，北大教务长）为中方团长。调查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人种学、气象学、量地学、考古学等。考察范围除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的局部地区外，重点是新疆。

    1928年元月，考察团抵达哈密，2月进入乌鲁木齐，随之两三个人一组分赴新疆各地考察。那林、贝格曼去吐鲁番、罗布泊一带；丁道衡、詹蕃勋沿天山南麓到帕米尔；徐炳昶到博格达山；郝德、李宪之、刘衍淮分赴若羌、库车等地建立气象台；黄文弼到哈密、吐鲁番、焉耆、罗布泊、库车、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考察；袁复礼的活动主要在北疆天山北麓、准噶尔东部、北塔山一带。

    当时，新疆政局不稳，交通不便，考察中经常是缺水、缺草、断粮。然而，队员不分国籍和种族，克服种种困难，辛苦八年，成果斐然。袁复礼在东天山一带距今约2.85亿年的地层中，挖出各类爬行动物化石个体72具，定名的新种有：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阔口兽、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共七种。这对研究生物进化史，确定古大陆相对位置及全球构造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为表彰袁复礼的功绩，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北极星”奖章。黄文弼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个来到新疆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1929~1930年他两次去吐鲁番，详细考察了高昌、交河故城，在交河附近墓地掘得墓志130方及陶器800多件，提供了麴氏高昌国较为系统的纪年。1930年、1934年他两次进入罗布泊，发现新的墓葬和土垠遗址，掘得70多枚汉文木简，其中4枚有明确纪年，从而确定了著名的土垠为西汉时期的遗址。另外，野外工作结束后，他还出版了一系列科学报告及论文。

    瑞典方面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为总标题，在1937~1992年间，共出版11类56卷专册；中国方面在建国前，以《西北科学考察团丛书》的形式出版了8种专著；新中国成立后，黄文弼的吐鲁番、塔里木盆地考察报告也以特刊和专刊相继出版。

    1949年12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接管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继续支持考古学、古生物及地质标本的整理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