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坎坷，两次入狱，在狱中他生活了19年！1941年—1944年在国民党狱中他写《出塞曲》与《囚人之歌》、《大豆谣》等20余首囚歌，1960年—1975年在新疆狱中他写了20余首囚歌，其中《高高的白杨》、《萨阿黛》和《玛尔江》被编入了大学声乐教材，因为他是囚徒没有写作者的名字。

王老的家客厅很宽敞，摆着一架钢琴，他将已故妻子的画像，罩上纱巾挂在墙角的显著位置上，平反后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也不想重新组织家庭，平时也很寂寞，但用钢琴谱起民歌来也就忘却了个人的寂寞。

王老的创作颇丰，他编写的《丝路情歌》和《在那遥远的地方》两册英文版歌曲集已经出版。社会活动也让他乐此不疲。1991年在新加坡举办“新疆之夜音乐会”；1992年在香港举办“王洛宾讲学音乐会”；1993年访问台湾，在台湾出版了《王洛宾有声回忆录》。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早晨，人们才惊奇的发现，在这些优秀的歌曲背后，站着这位孤独的采风者。人们留着泪涌向他的身边，向他祝福，献上鲜花。海内外报刊争相报道他坎坷磨难的一生，纷纷举办“王洛宾作品音乐会”。一时间全世界华文报刊刮起了一股“王洛宾旋风”。有外国友人敬幕他的才华，动员他移居国外。王洛宾婉言谢绝说：“最美的音乐就在自己的国土上。大西北新疆是我搜集、整理、编写民歌的源泉，我离不开这可爱的地方。”

王洛宾在热情、挽留、鲜花和掌声中仍然冷静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已整理出700首，但发誓在有生之年要整理出1000首，给后人留下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王老颇有感触地说，以个艺术家在他的作品完成之前，必须了解大多数人的喜爱。一个简单的道理往往要花费一个人毕生的力气去寻觅和证实，到头来你会发现，原来它就在我们身边。有人说，一首歌在世上能广为流传，才是真正的发表。

他还对我说，老弟研究40多年的蚂蚁，虽然受过磨难，但至今已有千万人加入蚂蚁大军，你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因为你选定的科研项目受到大家的喜爱。创作和研究同是一个道理。王老和我谈的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临别时，王老说，每年春节要去苏州举办音乐会，途径南京的时候一定去拜望你，送去为你谱写的“蚂蚁之歌”。当晚我难以入眠，翻阅王老赠我的书，尤其是后记：“跨过八十岁的门坎，我感到浑身是劲，因为不只是我个人感到韵律的美，我还要把这美奉献给人类。”这确实是王老的“纯情之梦”。我何曾不是在四十多年前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掘祖国医学遗产，让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在世界上放出夺目的光芒，实现我的“纯情之梦”呢！

1995年11月，王老往我住的新疆军区第三干休所大电话告之，他已经回到乌鲁木齐，买了两瓶新疆茅台——伊犁特为我饯行。他对我说，明年春季要到苏州举办音乐会。我说,你到苏州就给我打电话，音乐会结束后我陪你去苏、锡、常、张家港、昆山和著名水乡周庄。王老痛快的答应了。

1996年元月9日，新疆军区第三干休所郭会计给我打来电话说，王洛宾元月7日住进乌鲁木齐兰州军区总医院。当时我就有不祥的预感，83岁的老人患了胰腺癌恐怕连一个月也熬不过去。我请郭会计买些水果补品代表我去看望王老，千万不要向王老提谱写《蚂蚁之歌》这件事。交代完了还是放心不下，当晚又给老战友新疆军区傅炳耀司令员打电话，请他对完了予以关照。次日傅司令员特地去医院看望王老，并指示医院领导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治。

住院之后老人吃东西停留在胃里下不去，每天靠经脉滴注一些营养液和药物维持。王老已经察觉出来自己所患的是不治之症，他对身边守护的孩子们说：“我看还是回家吧，反正这里治不好我的病，我回去还要好多事要做。”许多病人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时，都一再要求医生用最好的药治疗，而当医院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最好的药为他治疗时，他却很心痛，一再对主治医生说：“太浪费了，太浪费了！还是把最好的药留给其他病人吧！我活了83岁已经知足了。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96年3月15日下午，新疆军区老干局王洛宾治丧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告之：3月14日临晨，王洛宾同志在医院病故。我因公去不了新疆，当即交待以我个人名义为王老制作一个花圈，并发了唁电以示悼念。一代歌王虽然与世长辞，但传唱在亿万人口中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却使我感到他并没有离我远去。

这些日子我每天都要看几遍王老和我合拍的30多张照片，追忆我们一起畅饮细谈的情景。1999年8月，我主持研究的以蚂蚁为主要药材，治疗类风湿病的药物获得了国家新药证书，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蚂蚁药品。王老虽未能为我谱写《蚂蚁之歌》，但他那毫不利己的精神却激励我去谱写蚂蚁之歌，将祖国医学这块瑰宝——蚂蚁疗法发扬光大，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争光。敬爱的王老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06年12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