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较大的医疗体制改革。尽管每次改革的背景不同,任务不同,过程有难易,效果有大小,但历次改革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
面对即将出台的第6次改革方案,梳理过去5次改革的得与失,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走向清晰可见。
1979年:医疗改革“初露端倪”
1979年元旦,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黑龙江、吉林、山东、河北、浙江等地的五所医院被列为“典型”。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1985年:中国医改“元年”
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中央文件出台,其中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这一时期产生了两个改革典型,一是转换经营机制的“协和经验”,二是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昆明经验”,在全国卫生系统备受推崇。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急剧下降,公共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一路下滑,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基层、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随即出现?
1989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医改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992年:向“医疗市场化”进军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的迟宝兰后来在会议上要求:医院要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正是在这一阶段,卫生系统的内部争论日渐兴盛,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争论的集中爆发,是在1993年5月的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这番表态随即被认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
从统计数据来看,截至2000年,我国的卫生事业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然在高速发展。据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卫平介绍,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32万家。
2000年:公立医院产权“变卖”
2000年,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这一举动的源头来自于当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数易其稿的《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其中,“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盈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等条目,被解读为完全“市场化”的医改开了绿灯。
2003年,SARS疫情在全国蔓延,中国开始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卫生事业。
2005年:医改风云突变
“市场化非医改方向”,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这个让人注目的标题。而医改话题被真正引爆是在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刘新明“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给了大众。
这一观点,被迅速地解读为卫生部的表态,一时间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新明的观点是,“看病贵”、“看病难 ”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再次引起关注。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
这两则新闻的发布,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医改的激烈争论和大讨论,并且关注热度持续升温,所以,这是医改风云变幻的一年。
2007年:医改进入最后冲刺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报告了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情况,医疗改革进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医改方案将提交2008年3月的“两会”讨论。至此,中国医疗改革近三十年的风雨征途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