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温州模式”的催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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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温州模式”公开出现在媒体之前，温州人在积极探索一条适宜温州发展的路子。而《解放日报》作为这个模式的催生者，当初参与报道的记者对此记忆犹新。

    张也平(原《解放日报》国内新闻部主任)：

    1985年，我和记者桑晋泉来到温州。此行的目的，是想报道温州对外开放面貌，所以在温州采访的第一个单位是温州市对外开放委员会办公室，后来又分别采访了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副市长方善足。

    在与袁芳烈等领导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更多探讨的是温州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发展的情况，袁芳烈说，温州现在农村情况非常好，温州的特点是家庭工业、商品市场，个体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方善足也认为，温州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小的专业市场，比较集中、影响大的就有10个。这些实实在在、为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色，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采访方向，我们先后到了瑞安塘下镇、苍南宜山镇、乐清柳市镇，那种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蓬勃勃的景象，令我们十分感动和震惊。因为温州人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无一不是闯入“禁区”。

    “温州模式”的出现，在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他孕育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最早胚胎，走出了一条城乡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个模式的形成，《解放日报》尽管在言路上开了先河，但绝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归集了温州人的胆略和智慧，而所有参与报道的人员，只是一个名词的催生者。

    桑晋泉(原《解放日报》记者)：

    在温州十多天的采访，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歌颂的，贬斥的，很多内容可以公开报道，也可以作为内参。在为确定主题而犹豫不决时，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运正告诉我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研讨温州现象，有的专家提出，温州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一下子让我们茅塞顿开。在“温州模式”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苏南模式”，苏南经济是一种集体经济，产品主要为大工业配套服务，其口号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温州则是个体私有经济，产品以小商品为主，直接面对市场，更多地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存在很大的争议。

    为了绕开“雷区”，在定稿时，我们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里，用客观的语言加了一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的话，并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这一名词。稿子写好后，当时的总编辑陈念云审阅了稿件，赞成把“温州模式”写到稿子里去，并很快签发。时任总编辑助理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决定上一版头条，领导的开明和勇敢，促成了“温州模式”在媒体上的公开见报。

    “温州模式”的认同声音

    “温州模式”提出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媒体记者开始大量关注温州，他们对“温州模式”寄予期许，同时也对“温州模式”的完善，提出弥足珍贵的意见和建议。

    费孝通(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