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峥嵘说当年 袁芳烈访谈录

今年79岁的袁芳烈精神健旺、声音洪亮。阐述观点，旗帜鲜明酣畅淋漓，一如当年的主政风格。伴随着豪爽的笑声，他以率真的叙谈，对2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作了深情的追忆和理性总结。

    温州民生，路在何方

    1981年8月6日，身为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副省长的袁芳烈抵温履新。

    那时的温州是全省有名的“文革”重灾区，经济发展缓慢，社会治安状况严峻，群众生活困难。中央和省委多次收到群众来信要求解决温州问题，为此省委常委会曾多次研究温州问题，并决定从省内其他地、市选派得力领导干部赴温州任职，但谁都知道温州是个烫手的山芋，结果很长时间没人愿去。在一次研究农业工作时，省长对袁芳烈说：“有人提议你去温州。”袁芳烈干脆地说可以，省委叫我去我就去，在哪工作都一样。当时省委给他的任务是彻底解决温州地、市党组织领导问题，方案是温州地市合并，建立新的温州市委和市政府。

    其实温州还面临严重的民生问题，“永嘉单干，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以及鹿城“坐着倒霉(煤)，站着等死(水)”、“温州死(水)路一条”这流传一时的民谣是温州民生现状与社会心态的苦涩概括。袁芳烈闻之动容，深感责任重大，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经济建设作为全党中心工作的新形势下，作为履新温州的市委第一书记，眼见民生困顿，袁芳烈在解决班子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思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问题。

    但条件差，底子薄，温州路在何方？

    他说，一番调查研究使他有了信心。在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中，他看到、听到了许多以往很少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物，如“重点户”、“专业户”、“挂户经营”、“供销员”……

    在瑞安马屿，他与市委副书记吴俊祥看到了路边一大群膘肥体壮的水牛。询问之下，得知这些牛大多是户有户养也有公有私养(承包)的，户主自豪地说：养一头水牛一年耕地能得500元、生一头小牛又能卖500元、挤的牛奶还能卖500元，比一个“三五牌”干部(即30年工龄，50元月工资)都强了！

    在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顺手推开路边一农户的门，一位老太太还照看五台土织机一边织松紧带还带着孙子。问一年能赚多少？她一伸手指得意地说6000！而设备投资才500元。袁芳烈说好啊！你比我这个当副省长的还多啊，但我不眼红还要为你高兴呢，你们勤劳致富，收入越多越好。

    在召开市“两户大会”前，他到了苍南宜山，住在军分区战士陈欣家的小楼上，半夜里但听人声鼎沸，起来一看，见远近灯火通明，男女老少，穿梭往来，健步如飞……他还听说宜山区现有几万人在搞家庭纺织，产值达8000余万元，人均收入300多元。

    看到和听到的这一切使他高兴，这就是温州的希望所在！

    20多天的走访调查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启示，也使他觉得有了办法：那就是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必须坚定不移地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尊重群众创造精神。解放思想，狠抓改革，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他决定将这确立为市委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

    余悸犹在，计将安出

    农村的新事物使人看到了希望。但这毕竟还是少数现象，尽管三中全会已开过，多年来“左”的一套所造成的影响却仍未驱除，因发财致富而遭受打击、批斗，甚至坐牢的事使干部群众普遍地心怀余悸，人们对刚刚抬头出现的新事物还有着深深的疑虑。大多数人还是想动而不敢动、想富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

    如何使三中全会精神尽快贯彻落实下去？如何使更多的人能像塘下老太太、宜山农民那样放胆地去干？这是袁芳烈日夜思考的问题。

    1982年12月，在袁芳烈提议下，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专业户)，用“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消除干部群众思想顾虑。但会议通知发下去后，却普遍反映许多“两户”代表不敢来参加会议，甚至说市里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了，上半年把柳市“八大王”请进去了，这回是不是又要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

    袁芳烈就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也挂出了大幅欢迎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经过一番工作，终于有1200来位“两户”代表前来与会。袁芳烈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了十二大精神，并大力宣传劳动致富、允许经商办厂的新政策，他还特别称赞“两户”是温州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先进代表。会议表彰了70多位“两户”先进代表，还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接着市委市政府又出台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新措施……会后各县效仿市委也纷纷召开各县“两户会议”宣传动员、表彰先进……被左的思想冰冻的局面终于打开了，各地群众纷纷起来办厂、开店。当时瑞安塘下有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厂，在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员工中一下子有四五十人出来独立办厂。

    但此时“八大王”事件成为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拦路虎。1982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柳市被作为重点打击地区，八个经营冒尖的能人被冠以大王名号，分别以投机倒把等罪名将他们判刑并抓捕入狱。“八大王”事件在干部群众心中造成了巨大阴影，以至于在传达市“两户”会议精神时，不少干部群众就说“共产党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也有的说“小富可以，共产党不许大富，‘八大王’不是还在牢里吗？”

    看来一个“两户会议”还不足以完全驱除“左”的阴影，于是袁芳烈把目光投向了“八大王”事件。

    1983年春节刚过，他就亲自去了柳市，区委书记吴良志向他汇报了“八大王”案件的前后情况。吴良志还说，抓了“八大王”后柳市当年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柳市刚刚掀起的商品经济星星之火一下子被这瓢冷水给泼下去了！听了这些袁芳烈有些坐不住了，他想市委花了九牛二虎之力1982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才增长百分之三点几，这“八大王”事件的影响非下决心解决不可！

    回到市里，他当天就找了市中院院长孙沧。他向孙沧讲了在柳市了解的“八大王”情况，说现在看来对“八大王”的处理是有些问题。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改，建议对“八大王”逐一复查。

    孙沧立即进行研究，组织力量对“八大王”案进行了复查，并依据有关法律在1983年上半年依法作出改判，宣告“八大王”无罪，发还其钱物。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在1984年春召开的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市委公开宣布给“八大王”平反，袁芳烈还在会上作了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讲话。

    给“八大王”平反这事的面很小，但产生的影响很大。若干年后南存辉对袁芳烈说：“‘八大王’平反后，我才敢正式申办求精电器开关厂(正泰前身)，否则我是不敢办厂的。”

    “八大王”平反后，在市委市政府“争创富民书记活动”号召的推动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一品多营等区域块状经济很快出现，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形成，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在温州城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