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徐大爷

徐大爷，你可能从未听过我们这样称呼你。不是因为你如今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20年前你在刚恢复组建的监察厅任党组书记时，我们在背地里就这样称呼你。这个称呼似乎有点儿戏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发自心底的敬重。

你是我们不折不扣的“一把手”。不仅仅是自治区党委的任命文件，不仅仅是你建国前就参加了革命，也不仅仅是你已经到了做我们父辈的年龄。

你的相貌要比实际年龄略显苍老。微胖的脸庞布满了皱纹，稀疏的头顶总是扣着米色的鸭舌帽，参差不齐的胡须也开始花白了。你好像不太在意服饰，在记忆中，除了每年一度的全区监察工作会议时，你会换上深色的中山装和皮鞋，平时则总像那些在公园里遛鸟的老大爷一样，不很平整的休闲装，一双固定样式的布鞋。说真的，不知道你穿了西装是什么样子。

听说你在年富力强时做过秘书工作，并且是给自治区的领导当秘书。此事虽未经考证，但你对文字的苛刻要求，令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每次你审批材料，无论是数万字的工作报告，还是百十字的处分决定，丝毫差错或不妥都不能逃过你的眼睛。办公室秘书小周脑子灵光，笔头子来得快，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心里很赏识他。但他却是让你“骂”得最多的干部，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机关的材料许多都是他写的。虽然挨“骂”是件让人憋气的事，但“骂”之后的文字水平确有提高。

你有时做事让人觉得不近情理。记得一次查处某局领导的违纪案件，此人与你是乡党，还曾经共事多年，据说你们的私交也不错。但在讨论这个领导的案件时你却毫无私情，坚持按规定给予处分。最后你还将这位领导叫来当面指出他的问题，要求他虚心接受处分，积极改正错误。

但有时还是能让人感到你挺重感情的。在处理某院校一位处长的违纪问题时，你觉得十分遗憾，因为这位干部已错过最好的坦白时机。记得你曾这样说，这是一位受党培养多年的少数民族干部，有了问题如及时说清楚，所受到的处理会轻许多，真是很可惜啊！

看事准，看人透，这就是一个老革命的素质了。在八九春夏的那场动乱时，也有大学生的游行队伍来到机关门前，高呼反腐败之类的口号，我们一时也挺激动的。而你却告诫我们，不，是严格命令我们，一律不得参与这类活动，并不得随意发表看法。我们觉得你管的太宽了，当时中央还没有表态呢！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明白了姜还是老的辣。机关里有位从事案件查处的维吾尔族青年干部，当时你对他的评价是：爱学习、肯钻研，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作风扎实，将来必会大有作为。这位同志现在已是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了，足见你的眼光之敏锐。

有件事令我终生难忘，但在当时我竟毫不知情，至今你也从未向我提起过。那是八十年代末，为保证工资改革工作的顺利实施，厅里决定给人事处购置一台电脑。数万元的金额算是笔大开支了，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政府采购或招标之说，完全由我一人去选购。经反复考察，和一家国营电脑公司签了合同。他们执意要送点礼品，我几经推辞收下了两部微型录音机。后来不知什么案件涉及到这家公司，检察院在查账时发现了录音机的问题，就开着警车来机关抓人。你阻止了检察院的行动，提出机关要先作调查。调查情况表明，我收下两部录音机后即交给了保管员，后又下发到案件监察处使用了。之后向检察院的同志解释此事时，他们还怀疑是否走漏了风声，你勃然大怒地说：“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都长，你凭什么胡乱猜疑？”年终，经厅党组推荐，我被评为区直机关优秀党员。

你是一位工作水平很高的领导，但与你娱乐时，却令人很苦恼。那时很流行打一种“双扣”的扑克牌游戏，你也同我们一样十分痴迷。每天在食堂吃完午餐，都会迅速到会议室抢座位。我们晚上值班时，打电话邀请你来打扑克，你大都会痛快地答应，有时还带点酒菜来。“双扣”讲究得是两两相互配合，你在这一点做得最差，每次都要当主角，让对家配合你。一把牌打完了，你也会总结道：“唉，这把我应该配合你。”但到了下一把，你又忘记自己的诺言。

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你都是最早来到机关，站在楼道里，向每位同志送上新年的祝福；由于机关面临大街，来往车辆很多，清扫积雪是件令人头痛的事，但看到你扛着铁锹带头走向大街时，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跟上去；在食堂吃饭时，无论看到谁有剩饭，你都要狠狠地训斥他，然后再逼着他吃干净：组织部门选派我们三位干部到阿勒泰挂职锻炼，你亲自送我们前往，并给当地一位你的老熟人交待：家里若是做了可口的饭菜，别忘了叫我们的干部尝尝；你离休后仍是热情不减，每当有党代会、人代会或中央纪委全会等重要会议，都要将报纸上重要内容剪贴成宣传板报，摆放在家属院里供大家观看；你的烟瘾很大，常年抽的都是那种档次最低的“红雪莲”，偶尔抽一回“红塔山”，在给我们分发香烟时，都会乐滋滋地说：“这是儿女孝敬的”……

或许是因为我也年过半百了，总会时不时想起以前的事。你去北京女儿处定居有三年了吧，真的很想你。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挺为你担心的，有病莫要硬撑着。万里之外真心地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